来源： 再建巴别塔   塞缪尔·亨廷顿

【导读】如何认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权力结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在思考“9·11”之后的世界秩序时指出，全球政治的核心趋势发生了变化，美国虽然仍是超级大国，但也出现了若干大国形成次级势力影响着国际格局；西方文明之外的其它文化逐渐形成主体意识，并开始在国际政治层面采取行动。在此背景之下，中美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其变化从本质上看，是文化差异强化了权力结构差异。关于未来，亨廷顿认为，一个举世无双的超级大国必然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美国往往会孑然一身，但活跃的或潜在的敌人却会有很多。文章原载“法意读书”公众号，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全球政治中的美国

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换，而世界对美国的影响也已不同于往日。许多人推测，这些转变应当是由9.11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造成的，并且这些事件导致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中。但这种推测真的可靠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威胁的日益活跃，以及国家间为应对这一威胁而进行的合作，无疑为全球政治加入了新的面向。然而，对于当下的全球政治和美国在全球的角色而言，这两者的基础特征不是由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事件决定的，而是由10年前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决定的。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终结在三个主要方面造成了全球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的变化：全球权力结构；国家间联合与对抗的基础；以及世界上主要的战争类型。这些发展显著地影响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全球权力结构

现在，世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了。但有关当今世界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亦或其他形态的争论仍在继续着。单极世界是指存在着一个超级大国，不存在突出的主要势力，但有一些次级势力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唯一的超级大国能够通过与他国的少量合作，或根本不合作，来单边有效地解决重要国际问题，而其他国家间的联合对其根本不构成阻碍。历史上，罗马曾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中接近于这一模型，被中国支配的东亚也多次企及。我们所说的是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同时今天的一些人正宣称着美帝国的崛起。与此相反，一个多极世界中存在着几个主要势力，它们拥有相近的国力，并且在国际格局变迁的过程中相互竞争。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中，重大的国际问题需要主要国家联手解决。在几个世纪的实践中，欧洲政治曾接近于这一模型。

当代国际政治与上述两个模型都不相符。相反，它是一种混合体，包含了一个非帝国的超级大国和许多主要势力。或许我们可以称它为单一-多极体系（uni-multipolar system）。这意味着两点。首先，在主要国际问题上，超级大国往往能够凭一己之力，否决数个主要国家的联合行动。其次，超级大国只需要与数个主要国家，就能解决关键性的国际问题。

在这样一个单一-多极体系之中，全球权力结构有着四个层次。在顶层，美国在权力的各个领域都有着领导性地位。处在第二层的是主要地缘势力（major regional powers）。这些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重要区域中起着支配作用，但它们自身的利益和能力都不如美国那般具有全球性。这些势力包括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巴西等。显然，论重要性、活跃度和主导程度，这些势力都大不相同。处在第三个层次的是次级地缘势力，它们在各自区域的影响力都弱于主要地缘势力。最后，所有其他国家处在第四层。它们中的一些也会因不同的原因而具有重要性，但它们在全球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无法与处在前三个层次的势力相提并论。

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曾不可避免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制造了冲突。而这一新的单一-多极体系正在制造十分不同的、符合其自身模式的冲突。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占有利益，并且积极地尝试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增加自身利益。这就使得它陷入与主要地缘势力的冲突，后者视美国为入侵者，且深信它们应当在自身所处地域的事务决策中起支配作用。这就构成了美国与主要地缘势力之间敌对关系的天然基础。在每一个区域内，二级势力不希望自身受到主要地缘势力的主导，前者还试图限制后者操控地缘事务的能力。

主要势力与次级势力之间的竞争关系为美国与后者的合作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合作也正在发生。在过去的十年中，为了牵制中国，制造均势，美国加强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并且支持了日本军事能力的扩张。美国维系了与英国的特殊关系，而这为其抗衡由德国和法国主导的联合欧洲增添了筹码。波兰正与英国为成为我们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而相互竞争，因为不论是我们还是波兰人自己，都不想让波兰再次为它的历史宿敌——德国和俄罗斯所支配。美国同样与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以抗衡俄罗斯势力的任何扩张。美国保持了与沙特阿拉伯的紧密合作关系，以平衡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势力。在南美，美国与巴西之间的关系向来友好，而与阿根廷的关系则向来敌对。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巴西开始与美国争抢在南美的影响力，其后美国与阿根廷建立了更为亲密的关系。在这些和其他潜在的案例中，美国与次级地缘势力的合作限制了主要地缘势力的影响力，从而促进了二者之间的利益互惠。

联合起来限制美国的影响力符合主要地缘势力之间的共同利益。它们中的很多成员——法国、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印度——都曾数次试图联合抵抗美国，以促进自身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各个主要地缘势力通常都希望能从美国身上拿到点什么：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科技、武器、经济援助、外交支持、白宫对其领导人发出的邀请。这种行为使得它们目前还难以形成稳定的反美同盟，但未来仍可期。

同时，为了形成反恐同盟，美国恰恰需要这些主要地缘势力的加入。9.11没过多久，美国就已成功地巩固了与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以色列，甚至伊朗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关系有着尤为显著的改善。这背后不仅有对恐怖主义的共同关切，还有一种对中国的共同关切。再者，美国与欧盟、伊朗、中国以及以色列的关系回归到了9.11之前的水准。

▍文化的重要性

现在，我将转向对当代全球政治第二个特征的阐述。在《文明的冲突》中我曾论证到，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不单单是权力，还有着其他要素。在冷战期间，这个“其他要素”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political-economic ideology）。当下，在塑造群众间和国家间的身份、亲近、敌意关系方面，文化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通过他们的起源、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制度来定义它们各自的身份。他们将自己的身份与文化群体连接在一起：部落、族群（ethnic groups）、宗教群体、民族（nationality），以及最为宽泛的文明。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中，地方政治就是族群政治（politics of ethnicity）；全球政治就是文明政治。最重要的国家集团就是世界的主要文明。现在，全球政治的多文明性（multi-civilizational）已十分明显了，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首次。

西方文明是世界的主导文明，而这一状况将在数十年内保持不变。然而，随着伊斯兰文明的人口增长，以及中国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它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角色和影响越来越重要，这带来了文明间相对实力的变化。随着非西方社会的逐步现代化，它们开始加强对西方化的抵抗，并转而认同来自本土文化的价值。

文化上相似的国家走到了一起，因为这一相似性使得它们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变得更为容易。地区经济一体化成功的可能性与参与国家间文化共同性的程度密切相关。在它们身边，文明中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聚集起了一群享有共同文化的其他国家。

因为文化上的不同，宿怨在一些冷战时期的盟国之间再度萌发。作为此次文化复兴的一部分，宗教在塑造国家身份和国家间联合方面变得愈发重要。希腊就是代表了这股趋势的一个例子。长期以来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的希腊，其东正教身份被重新注入了活力，并在南斯拉夫战争中选择了与塞尔维亚和米洛索维奇站在一边。这显现了希腊与它的北约伙伴之间的巨大分歧。并且，希腊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亲密战略伙伴。1997年10月，这种转变在斯特凡诺罗普斯总统发表于阿托斯山的言论中被明确提出。他说到：“今天，我们的威胁并不来自北边…现在这些国家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信仰。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来自西方的恶毒威胁…它来自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文化和宗教的确正在全球范围内塑造着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敌对关系。

在穆斯林世界，强化了的宗教和文化认同表现得最为突出。过去数十年来，最为显著的社会、文化、政治发展之一便是伊斯兰意识、运动和身份的复兴，这一复兴发生在几乎所有地域的穆斯林身上。总体来看，这一伊斯兰复兴是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次回应。伊斯兰组织已经参与进来了。他们满足了城市中的穆斯林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社会支持、道德引导、福利、医疗、教育和失业补助——这些都是穆斯林政府常常无法提供的服务。穆斯林正愈发意识到他们自身的伊斯兰身份。此外，在许多穆斯林社会中，伊斯兰教徒是对抗高度专制的政府的主力军。伊斯兰复兴已经激发了一小群极端分子，他们通过暴力对抗西方，其中特别是美国，来主张自己的伊斯兰身份。这便是伊斯兰作为全球政治中文化、宗教的新中心的表征之一。伊斯兰复兴同样激发了那些抵抗非穆斯林政府统治的穆斯林群体。

在政府和群众对9.11事件的回应方式中，文化和文明是核心因素。由于新的全球权力结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和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升级。正如人们常说的，美国和欧洲正渐行渐远。然而，随着9.11事件的发生，欧洲各政府和群众起码多少还是认为自己与美国人有着身份上的联系，并且向美国人表达了强烈的同情和支持，正如它们迅速加入美国反恐战争这一行为所表现的那样。

其中，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社会与美国共享一种共通的盎格鲁文化——尤为支持。它们迅速部署了军事力量，来与我们的军队在阿富汗战争中并肩作战。相反，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中的领导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日本——对此表达了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支持。几乎所有的穆斯林政府都谴责了恐怖袭击，它们无疑十分担忧穆斯林极端组织对它们自身专制政府的威胁。但值得关注的例外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它们愈发对美国的军事反击持批判态度。穆斯林国家的人们为这些袭击喝彩，并且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对基地组织表示同情，并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干预行为持反对态度。被我们视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却被它们视为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后者的态度将我引向全球政治的第三个主要变化，这一变化与当今冲突的主要形式有关。

▍穆斯林战争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前半段是世界战争的时代；后半段则是冷战的时代。二十一世纪将作为内战与族群间战争的时代展开。二十世纪90年代发生了110场重要的战争。其中，103场是国家内的内战，而这103场战争中的70%是族群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战争。穆斯林广泛参与了这些战争，他们互相斗争，并且比其他文明的人们更为频繁地与非穆斯林政府对抗。

20世纪90年代，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重大暴力事件发生在了以下国家和地区：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车臣、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东、苏丹，以及尼日利亚。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上近乎一半的族群冲突都与穆斯林群体间的斗争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斗争相关。在一份列表中，《经济学人》杂志甄别出了发生于1983年至2000年的16起重大国际恐怖主义行动。穆斯林群体对其中的11件，或可能是12件负责。在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支持国的7个国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无独有偶，美国国务院列出的恐怖主义组织中，大多数为穆斯林组织。国际战略研究所声称，2000年发生了32起重大武装冲突。23 起——超过三分之二——涉及穆斯林。然而穆斯林只占全球总人口的大约五分之一。

导致了穆斯林暴力行为的那些原因并不内在于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它们是穆斯林意识和身份复兴的产物。除此之外，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在阿拉伯人之中，存在着一股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强烈的抱怨、不满、妒忌和敌意。这部分归因于西方的帝国主义和对穆斯林世界持续近乎整个20世纪统治，也部分归因于西方所采取的特定政策，包括对美-以之间亲密关系的维系。在很多情况下，穆斯林都在为摆脱非穆斯林统治而斗争。

在所有文明中，伊斯兰文明的统一性是最弱的。部落的、宗教的、族群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分歧都激发了穆斯林群体之间的暴力。这些因素同样导致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因为不同的穆斯林群体和政府，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国内，都在为倡导自己所属的伊斯兰教分支而相互竞争，并且它们还支持了穆斯林群体与非穆斯林的斗争，这一支持的范围从波斯尼亚直达菲律宾。如果一到两个国家支配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在这方面，伊斯兰世界自奥斯曼帝国以来就成了所有文明中的例外——发生在穆斯林中的暴力就会少一些，或许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也会减少。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伊斯兰复兴恰逢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拥有高人口出生率的时期，而后者进一步促进了伊斯兰复兴。高人口出生率带来了青年人数量的激增，其中一大批人处在16到30岁之间。大批处于该年龄区间的男性一般都接受过中等教育、技术教育或高等教育；大部分都处于失业状态，并因此移民到了西方；加入了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政党；少部分应募加入了穆斯林游击队以及恐怖分子网络。年轻男性是暴力犯罪的主要人员，在所有社会都是如此；他们栖身于人口过剩的穆斯林社会中。二十年内，在大多数穆斯林社会中，年轻男性的数量将会减少。但在不远的将来，伊斯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至好也只会是疏远而矛盾，至坏则将冲突不断并充满暴力。

▍权力、文化和穆斯林战争的三角互动

总而言之，一些类型的国际关系可能会格外难处，而两边的国家也可能更加敌对，这些类型包括：两国处于全球权力结构中的相邻层次、分属于不同的文明，以及涉及到穆斯林群体和国家的情形。当权力的差异和文明的差异叠加时，冲突可能会变得最为频繁和危险。一般看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将尤为敌对，而中国与日本、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很糟糕。权力与文化的差异意味着美国与大多数主要地缘势力将很难处好关系，与欧盟则可能没那么困难，同巴西以及以色列可能也是如此，与其他国家相处的难度会排在这两个等级之间。就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具体看来，双方的文化逻辑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促进了双方的相互认同与合作，就像是9.11事件结束之后迅速发生的那样。而权力逻辑的差异则会滋生一种敌对情绪，双方之间的敌对关系于2002年再次浮出水面。

在这些敌对关系中，中美间的敌对关系可能最为危险。在当下发生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二者截然对立：贸易、人权、武器销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西藏和台湾问题。然而，最本质的问题，如上文所说，在于文化差异强化了权力结构差异。何者，将于随后的数十年中，在引领东亚发展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中国将要终结那屈服于其他主要势力，并被它们羞辱的时代，并且企图重拾19世纪中期前它在东亚久据的霸主地位。对此，中国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然而，美国向来反对西欧或东亚被一个势力独吞，并且通过赢得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胜利阻止了这一局面的出现。未来定义中美关系的特征究竟会是冲突还是和谐共处？这无疑对未来的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对美国的启示

在这一新的全球环境中，美国是强大的、脆弱的和孤立的。

第一点，如我所强调的，我们毫无疑问比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强大。就我们能力之所及而言，我们比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并且直到不远的将来，我们都将比任何敌对国家之间可能形成的联合都要更为强大。

第二点，同时，较之过去近200年，我们在袭击面前显得更为脆弱。上一次类似于9.11这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事件得追溯到1814年的8月25日，当时英国人点燃了白宫。从那以后，美国人认为安全和不受侵害是内在于美国之中的，并且是我们国家长期持有的属性。我们曾在千里之外的大洋彼岸作战，而这保障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和自由。9.11事件让我们猛地从那一迷梦中惊醒。我们当下参与的战争将在许多地方打响，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本土。布什总统说过，“我们拒绝生活在恐惧之中。”然而，这世界是可怖的，我们除了心怀恐惧外（如果不是已经在恐惧中生活的话），别无选择。为应对这些新的威胁，我们将需要在两方间作出权衡，一方是对我们深信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自由的坚守，另一方则是对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最重要的自由的坚守：能远离狂暴敌人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和制度的威胁，安居于家园之中的自由。

第三点，在冷战期间，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强大和残忍，却又理性和可以预料的敌人。同样，在防止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传播方面，我们与众多国家有着共同利益。然而，我们现在正处身于一个冷酷的世界（cold world）中，而它是如此的陌生、不可预料、不安全和不友好。9.11过后几周，美国人不断质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这种仇恨部分归因于我们的所作所为，但同样也归因于我们的身份。他们畏惧我们的权力，妒忌我们的财富，谴责我们的价值观，并憎恶我们的傲慢。好消息是，并非所有人都很我们。坏消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正的朋友极少；少到能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在塑造区域发展方面，主要地缘势力没有理由不将我们视为敌人。但至好则怀疑、不信任美国，至坏则公开敌对美国的绝不只有它们。在距离9.11袭击的发生尚很遥远的1997年，位于哈佛的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举办了一场大型会议，参与者包括许多国际关系的专家学者，他们来自于全球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我们向他们问到，在其所在国的政治精英看来，他们国家面对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他们的回答表明，许多国家的政治精英将美国视为首要威胁，而这些国家共同构成了全球超过70%的人口总量。一位印度学者表达了流行的看法。他说到，这（将美国视为首要威胁）并不是因为我们（美国）要武力入侵他们，而是因为对于印度来说， 美国代表着主要的外交和政治威胁。在几乎每一个有关印度的议题上，美国都有“否决”…的权力，不管这一议题是有关核的，还是科技的，还是经济的、环境的，亦或是政治事务。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否认印度的目标，并且能够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制裁印度。

美国的罪恶之处，他补充道，在于“权力、傲慢和贪婪。”

在这场会议上，杰出的日本外交家，小和田恒（Hisashi Owada），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出，二战后美国曾提倡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s），力图实现“单边全球主义”（unilateral globalism）的目标。这些公共品包括强化国际组织，支持国际法，降低贸易壁垒，针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防务，以及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现在，情况相反，他说到，美国正在追求“全球单边主义”（global unilateral）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并很少关注他者的利益和关切。对一位日本外交家来说，在公共场合说出这番言论，着实令人震惊。但他的评论与几乎同时的一位英国外交家相呼应。这位外交家说到，“只有在美国国内才能看出全世界对美国领导的渴盼。在其他地方只能看到美国的傲慢和单边主义。”当这样的言论不只是来自中国人、俄罗斯人或法国人，而是来自我们的英国和日本伙伴时，我们需要对它们加以严肃对待。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情绪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制造方法便是将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强加在其他国头上。一种可被称为普世主义者的幻觉（universalist illusion）的东西折磨着我们，它告诉我们其他国家的民族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或者，如果它们没有这些，那么它们也肯定渴望拥有；或者，如果它们不渴望拥有这些，那么它们肯定是出了毛病，而我们则有责任去劝导或胁迫它们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

当代世界中，在具体的问题上，美国的利益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是相连的。然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美国往往将孑然一身。美国的亲密伙伴将会很少，但活跃的或潜在的敌人却将会有很多。一个举世无双的超级大国势必会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为了能活在当下这一“cold world”中，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