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国策智库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美印象网 ，作者陈语暄 汤杰

宋怡明教授（Michael A. Szonyi）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吴文雄讲席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他是一位研究晚清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史学家，他运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ethnographic-style fieldwork）相结合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东南部的地方社会。

宋怡明教授的代表作有：《实践亲属》（《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此书探讨明清时期的福州群体因应国家规范、意识形态而构建家族组织的过程）；《前线岛屿》（《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此书以冷战期间的金门为研究案例，讨论了冷战时期金门人民在经济、社会、宗教等领域的生活如何受到军事化、现代性、地缘政治等全球性因素的影响）；《被统治的技艺》（《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此书着眼于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军户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性最低点的时候，《中美印象》对宋教授进行了Zoom专访。本采访由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陈语暄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汤杰两位同学共同完成。

文章来源：《中美印象网》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

问：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核心使命是什么？中美关系已跌入谷底，这是否将挑战或改变这一核心使命？

宋怡明：在费正清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60余年，其核心使命从未改变过。那就是，志于提升哈佛乃至全美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研究水准。我不认为这一核心使命将改变，但是确实会受到挑战。

现实是，尽管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使命一如既往，但是中心不得不回应时代的变化，中心已经完成了多次转型。费正清研究中心，当时被称为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于冷战时期，用跨学科的视角，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视角，去探索当代中国。为何中国的政治变革会引起美国人民的不适，这是中心的核心关切。我经常和中国的读者开玩笑称，费正清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有一个隐晦的目标，那就是研究中国是如何被解放的，以确保“解放”这件事不会再发生。我是说，中心的部分任务就是，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以阻遏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很明显，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我们早已告别了冷战时期的样子。但这也意味着，对于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这微妙与艰难的中美关系了。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恶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也变得更麻烦、更容易引起怀疑，不再受欢迎。但是，提升美国学界乃至全美对中国的理解这一核心使命，没有丝毫改变。

我们承诺与中国同行合作，这也是坚定不移的。在当下的疫情和中美关系态势中，尽管这一承诺也受到了巨大挑战，但是我们会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此。我们会继续与中国的学生和同行紧密合作，在放眼可见的未来，这一点不会改变。

问：在您2018年出版的《中国问题：对崛起大国的批判洞察》（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一书中，您提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不足。类似地，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人对美国也有很多误读。双方如何减少对彼此的误解与误会？

宋怡明：我的第一个回答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购买并阅读我们的书，也可以是我同事们撰写的其他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问题并不在于双方对彼此的知识在“数量”上有多么大的积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承认双方社会的复杂性。有一些论述，试图将这一复杂的多彩画卷缩减为单调的黑白图像，对于这类概括性的一般陈述，我们要学会保持警惕。事实是，像中美这样大体量的国家，哪怕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解读，都能在其中找到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撑。

我的第二个回答是，我们要承认，现在关于中美的很多论述都被政治化了。当你听到了关于彼方的一个一般性概述，你应当问上一句，这段概述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目的。

此外，应当认识到，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可能是复杂和微妙的。例如，我极为珍视我与中国朋友和同事的友谊，我甚至尊重CCP在过去70余年的成就，然而，我仍旧会对中国和CCP的一些政策和实践表示强烈的谴责。

尤其是对政策制定者来说，理解这一点尤为重要。须知，这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政策（one-size-fits-all policy）。一个恰当的对华政策，应当细致入微（nuanced），因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微妙的。无论你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competitor）也好，是敌手（rival）也罢，都不应当使两国走向全面的敌对状态。在各方面都将对方视为敌人，这无疑是在自掘坟墓，这势必会将双边关系推向深渊。当然，美国也是如此。

更深入的理解并不必然意味着双方将走向和谐。总有人对这个世界持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看法。即使中美两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不会和睦如友，但是若想两国关系更平稳，就应当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这里，我要提一下近来美国这边的一些情况。近来发生的事情不仅对消除误会无济于事，反倒激化了矛盾。富布赖特项目被叫停了（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将美国学者和学生派往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也岌岌可危。尽管我也认为，关闭大学校园内的孔子学院是一件好事。然而，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减少来自孔子学院资助的同时，增加国内对中国研究的资助。这样一来一去，并不会减少研究中国的美国学生的人数。

我们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想少了解中国，还是想多了解中国。对我来讲，即使两国关系恶化，我们也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样，我们想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国。现行的政策，将阻断中国学子赴美，其负面效应是，中国学生对美国的了解减少了，从这点上来说这些政策是不明智的。担心在STEM领域存在间谍，或许情有可原。但是在美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对中美关系是绝对有益的。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出台一些政策以应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但是不要树立藩篱以阻遏教育和交流。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这些项目意在输出中国价值观，同时获得经济利益。在历史语境下，在您看来，这些倡议和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有何可比之处？

宋怡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必须先指出，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尤其是在区域内的拓展，只是回归了历史的常态罢了。纵贯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国在东亚乃至更大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占全世界GDP的40%左右。在经历了过去200年的相对下降之后，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回归其历史的正常水准。

回到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目前无法很彻底、很具体地知晓“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中国咬定“一带一路”没有任何价值观输出的因素，但很多美国人却认为不是如此。对于这两种观点，可等量齐观。你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一带一路”是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阴谋；你也可以从其他一些证据中发现，“一带一路”是对全球共同体无私的奉献。我们并不确切地了解这一项目的范围和规模，也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一个确凿的判断。

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如果我能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如何获得其合法地位的。提及郑和以及明代的远航，有着一种神话的象征意味，意在从观念上支撑“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论证，中国15世纪的扩张不同于欧洲的殖民主义。在此论述中，郑和的行动表明，中国是和平地走向世界，而不是通过征服、奴役或殖民的方式。尽管郑和下西洋确实没有殖民，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论述是不正确的。有一次航行郑和团队有27000名士兵，我们很难想象一次和平的航行需要如此多的士兵。在郑和的七次远航中，有三次郑和的部队与它国发生了战争，有一次还推翻了当地的统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更正确的论述是，我们应当把郑和下西洋视为一次中国力量的远洋投射，是500年前中国在东南亚建立国际秩序的一次尝试。

我要强调的是，同一个历史叙事，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历史可以为一个政策正名，也可以挑战这一政策的合法性。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领悟一些东西。用郑和下西洋与当下的中国行动做比附，想暗示中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影响力的扩大是非扩张主义、非霸权的。但是，这一类比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即这些行动也可被视为一种霸凌的姿态。当我们仔细拆解这一类比之后，会令人心生不安。我热衷于和学生们以这种方式重新思考这些历史类比，我认为这样做是富有成效的。

问：一些观察家认为，当下的中国和晚清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多个国家的挑战。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您认为中国当下的外交处境和晚清有可比之处吗？如果有的话，中国能从那段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宋怡明：中国在19世纪末，是危机重重的。那时，中国感到威胁，威胁也确实存在。但是，晚清时期，中国创造性地回应了外部的挑战，设立了像总理衙门这样的新机构，这可是中国本土上的第一个外事机构，培养了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由于清王朝的覆灭，这一创举被遗忘了。

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时期是不同的。在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外国的实力都强过中国，都试图利用中国，甚至于肢解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在晚清，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内部动荡。今天的中国，内部相对平稳。

我认为，如果要做比较的话，应当拿现在与20世纪末的中国来对比。1980年到2008年那段时间，中国成功地管控了来自外部的挑战。边境的和平，大概是中国繁荣最重要的保证。在一定的程度上，20世纪末和平的外部环境得益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我承认，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感到困扰。但（中国）也要考虑到，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中国头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在对越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不再有边境冲突。东亚的整体环境是和平的。如果中国的决策者想知道，中国的成功有赖于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我会敦促他们不担考虑19世纪末的情况，也该去看看20世纪末的情况。

问：现在普遍认为，中美关系陷入了自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一些人认为，我们进入了新冷战。您是否认同用“冷战”来形容现在的中美关系？

宋怡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回答。首先，我们要检视，使用这个词是否恰当。美苏间的冷战，是否与当下中美关系的处境相同？其次，中美关系是否能从美苏关系中吸取一些教训？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不恰当。冷战有其独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当下的中美冲突中是看不到的。在冷战中，美苏视彼此为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不认为中美对彼此构成了这种程度的威胁。冷战中，美苏间关系渠道是很有限的，而当下中美之间有交织缠绕的贸易往来、科技和思想等等方面的互动。冷战时期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核武器边缘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而现在的美中间的敌意还远远没有走到那样的程度。冷战中存在代理人战争，而当下这些都没有发生。事实上，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没有哪个第三国希望被迫选边，而冷战中很多国家都是身不由己。最后，冷战这一词本身就是一种误用，因为“冷”战只存在于欧洲地区，而其他地区可是发生了不少“热”战。

所以，基于史实来看，我不认为“冷战”是一个恰当的词。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此对政策制定有所启发。所以，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些新思维。敌意，会塑造双方的政策思维底层。就此而言，确实存在冷战的风险。如果我们认为双边关系是零和的，我们将走向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对两国双方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糟糕的结果。因此，对于新冷战卓有成效的思考应当是：如果我们不去主动规避它，那么它终将到来。哪怕你认为美中关系将注定走向敌对，也不妨去思考，如何将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问：如果拜登赢得了选举，在您看来，美国对华政策基调会否转变？

宋怡明：在我看来，制定一个更好的对华政策不是什么难事。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措施可供新一届政府选择，比如重新开放学术交流、制定清晰的国家安全政策、在不分裂互联网的同时进行技术竞争、用一连串的制裁措施敦促中国改变其新疆政策和其他人权问题。有没有办法，可以让美中关系走向和睦？我觉得没有。解决之道，绝非易事。在华盛顿，两党有一个共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个威胁。这一挑战不会那么容易被消解。总统候选人会对中国疾言厉色，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典型模式。在当选后，他们会放低一些姿态。今年的选举有些不同。如果拜登当选，我不认为他会像过去历任总统那样去缓和对华关系。我认为，在对华政策方面，他的智囊团会提供很多好建议，但是，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中美关系了。

问：人们常说：“不吸取教训，就会重蹈覆辙”。作为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学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目前，疫情肆虐，中美关系紧张，对于当下的世界局势来说，过去的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宋怡明：我在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同事们，致力于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助益当下的政策制定。如果历史只是简单的自我重复，那么以史为鉴就容易多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华志坚（Jeff Wasserstrom）近来提点我，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历史，或许有踪迹可寻，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时异事迁。

我的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写了一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著作，很有影响力。在书中，他追溯历史，发现大量实例表明，霸权国会被崛起国挑战，往往会引发战争。我告诉过格雷厄姆，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嘛。但是，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试图从历史中总结规律，提炼政策工具，以期有益于当下。这是值得称赞的。

当人们思考世界的时候，事实和叙事并重。有时，叙事甚至比事实更重要。中美两国，都有着关于自身强有力的叙事。好的政策应当承认这些叙事，去思考如何在不挑战彼此叙事的前提下实现目标。以史为鉴是有帮助的。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

也有相反的观点称，当今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今天的问题与过去完全不同。这种观点也有合理之处。对于中美关系，我从根本上是乐观的，因为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诸如气候变暖和全球卫生等问题）的时候，需要两国携手共进。

我在那些跨国际的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其他地方。我能给这些学生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对当下的处境心灰意冷，无论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都要记住，在多种文化中浸润，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能创造职业机遇。双边关系的恶化有一个隐性的负面结果：人们的思想会变得偏狭。我希望学生们不要堕入这等思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没有什么比接触中国更激动人心的了。我大半辈子的兴趣都在它身上。在与中国的接触中，我的人生得以极大地充实。我不能保证每一位学生都像我一样在接触其他社会中受益，但是，我仍强烈建议他们如此行事。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当坚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核心使命。

文章内容不代表大国策智库观点。

排版 | 董娜

校审 | 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