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夏立平 董珊珊: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重构与前途
2019-08-09 15: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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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立平,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董珊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遭遇自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美关系正在重构,向何处去是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都关心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让两国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2],为中美关系的重构指明了方向。

一、世界转型过渡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当前,世界进入新时期。这一新时期的最重要表现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了一个转型过渡期。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推进,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之中。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促使一些国家内部民粹主义上升。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双刃剑效应凸显,既促进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国家安全潜伏着异化突变的风险。大国之间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对此,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3]

世界转型过渡期这一背景是促使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外部条件,中美两国及中美关系的内在特性是双方关系发生变化的内因。

(一)中美关系在国际体系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当前,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主导大国和上升大国之间的关系构成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将挑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千方百计试图阻遏中国的崛起。因此在这一阶段,中美之间存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危险。“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最早提出的,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4]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在本阶段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尖锐。艾利森认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5]特别是在中国实力逐渐接近美国甚至超越美国的阶段,在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一般来说,国际体系中上升的或处于第二位的大国GDP达到主导大国的60%—120%时,是主导大国可能倾力打压,从而可能导致双方对抗甚至冲突的最危险时期。20世纪70年代苏联GDP总量达到美国的约56%(苏联自己的统计数字是60%),美苏争夺激烈。20世纪90年代,日本GDP达到美国的约70%,美国对日本压力加大。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31 760亿美元,[6]美国GDP为193 868亿美元,[7]中国GDP总量达到美国的约68%。美国有些人不愿意看到其在世界上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中国手中,因此要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超越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形成了战略竞争。如果处理不好,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对抗甚至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再次启动,迅速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许多国家国内贫富差距拉大,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明显经济利益。

对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向世界上最能获利的地方和产业进行配置,因此美国一些产业和公司加大了向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投资,美国制造业逐步空心化。这使美国许多产业工人和农业人口多年来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有的人甚至丢掉工作。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被中国超越,此后退居第二制造大国。与20年前相比,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和工厂已经减少了约25%,约三分之一的就业随着制造业的衰退而消失。[8]这些美国人对此感到不满,希望改变,因此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把选票投给特朗普,使其当选美国总统。而特朗普上台后,将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归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与美国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用对中国等国发动贸易战的方法,企图促使投资在其他国家的美国制造业回归美国,并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

(三)中美战略文化有着巨大差异

中美战略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战略文化的差异是战略竞争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美进行沟通和建立互信的主要障碍。

第一,中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层次上从古代以来一直强调“和而不同”和“天下大同”。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追求“天地人和”,即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提出“协和万邦”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友善思维。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天下大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上述传统文化的体现和传承。而美国战略文化有很强的“丛林法则”思维,崇拜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法则。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2月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大国竞争”的概念,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者”。这实际上是一种“丛林法则”思维。

第二,中国战略文化在古代就十分重视“和合”外交思想。墨子讲“兼爱”“非攻”“止战”“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反对一切不正义的战争,倡导和平。中国强调同舟共济,本意是同坐一条船,一起渡河。比喻利害相同,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中国主张“合作共赢”,世界各国要交流而不是交战;要对话而不是对抗;要相爱而不是相恶,应当和平友好相处。而美国战略文化有很强的“零和游戏”思维,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思维。

第三,从国家的战略文化来说,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以防御为主。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为超级大国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将全球看作它的势力范围,利用它在欧洲、亚太、美洲、中东等地区构建的同盟体系、军事基地体系以及前沿部署的美军,维护其主导地位,打压一切竞争对手,并消除对其可能的挑战和威胁。

美国战略文化在政治哲学层次上也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例如,早期移民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9]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10]。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Toynbee)所指出的:“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地拒绝。”[11]这一定律也适用于中美在战略文化上的差异性。美国一些精英人士和特朗普政府主要官员没能理解甚至拒绝承认中国战略文化中的精华。

(四)美国两党在对华态度上形成一些共识

近年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对华态度上逐渐形成一些非常负面的共识。首先,美国过去支持中国崛起及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希望中国发生美国所期待的改变,“与美国有着更加广阔的共同事业”。然而,中国在国内的一些做法和“在国外的咄咄逼人态度,却使得这一政策以及接触中国的主张失去了信誉”[12]。其次,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等级制度”和“天无二日”的文化。“不是中国给其他国家下跪,就是其他国家给中国下跪。这种制度和文化将使中美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13]再次,认为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欺骗美国。例如,指称中国关于降低关税、开放和“不将南海军事化”的承诺并没有兑现。由此认定中国在很多问题上不可信。[14]最后,认为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给予大量补贴,使这些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导致美国企业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中处于劣势。[15]

这些负面共识导致美国一些精英对对华政策产生挫败感和对美国利益认知发生重大变化。接触已不再被他们认可为对华政策的首选。因此,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2018年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企图制约中国。包括《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旅行法案》(Reciprocal Accessto Tibet Act of 2018)、《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Act of 2018)等。

二、中美关系将进入激烈博弈期

从总体来说,美国两党关于中国的负面共识还未完全落实到政策层面。但从短期(5年)至中期(20年)来说,中美关系将处于激烈博弈期。

(一)中美关系新常态

新时期,中美关系出现新常态。两国过去的常态是合作中存在竞争,现在是在竞争中寻求某些合作。

第一,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有选择合作。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作为第一位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competitor),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企图构建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的“修正主义国家”,甚至提出中国是“经济侵略者”。[16]虽然该报告宣称“美国试图继续与中国合作”,但又指出“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寻求与竞争者合作的领域”。[17] 2018年1月30日,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宣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rival)[18]。中美实际上是正面和负面都有的对手,显现出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重性。这些表明特朗普政府放弃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接触”政策,转向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但并不排除与中国进行有选择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标志着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开始。当前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是一场新型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摩擦的第一个目标是消除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迫使中国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开放市场和调整经济结构。在这一点上这场贸易摩擦与历史上的贸易战有相似之处。这场贸易摩擦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目标是制约中国这个国际体系上升大国的发展步伐,去除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先地位进行挑战的能力。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追赶,令美国感到不安,于是运用“301条款”等手段,以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移技术等为借口,通过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以及中国对美投资等方式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狙击,以打压中国的发展。

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以制定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新规则为着眼点。它在这场贸易战中以中国拒绝公平贸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借口,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准则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甚至滥用“国家安全”对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和经营活动制造种种障碍和限制。这些做法实际上是要根据自身利益和需要来制定对美国单方面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其主要目的不仅要消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且要去除中国对美国主导和领先地位进行挑战的能力。

第二,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中美摩擦和竞争。当前,中美进入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两国既竞争又合作,这种竞合关系将持续较长一个时期。从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经贸摩擦至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举行的“习特会”就中美经贸问题达成共识,是中美经贸摩擦的第一回合。在这个回合中,特朗普政府多次出手对中国输美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中国也多次进行报复。双方互动频频,但中国最终打破了特朗普关于贸易战的“速胜论”或“易胜论”。

中美经贸摩擦第二回合是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两国谈判团队进行贸易磋商。该磋商的目的是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努力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中方已经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关问题。双方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是中方对美方采取相关积极行动的基础和前提。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合作共赢。[19]

中美经贸摩擦只是两国战略竞争长期相持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部分还包括国家安全、南海、台海、人权等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特别表现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想方设法阻止华为及其5G技术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应用和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中美关系存在走向“半脱钩”的可能性。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主要是在经济和安全两大领域。如果美国完全切断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自身利益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因为中美自1979年建交至今40年以来,已经不只是两个政府之间的交流,两个社会已形成全面交流。这已成为中美关系最深厚的基础。这是两国之间尽管有分歧、有摩擦,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成为两国关系主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美国的少数“鹰派”人物现在企图将中美关系完全“脱钩”,以便达到他们孤立中国,将中国拖入“新冷战”的目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切断中美之间的高科技交流与合作,并在中国学者和学生赴美交流学习的签证等方面制造障碍。2018年5月24日,美国宣布取消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演习”。2018年12月1日,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美、加联手非法拘捕,美国企图将她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这一行动的目标是想借打击华为来打击中国整个高科技产业,从而维护其全球科技霸权。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将使中美关系走向部分脱钩,这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两军交流和学者学生交流等方面。

(二)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主要领域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之间虽然在某些领域还有合作,但战略竞争和博弈将处于比较激烈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化。中美贸易摩擦现在进入第二回合。中方正在做出重大努力,力争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美国一些谈判官员也在朝该方向努力。但被视为特朗普政府鹰派人物的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宣称,除非“北京准备全面改革其贸易和工业做法”,否则两国“很难”达成长期协议。[20]他说,美国不会接受“不彻底的措施”,中国必须回应美方所有关注事项,双方才可达成协议。这些关切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网络间谍活动、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纳瓦罗认为,“中国制造2025”倡议要让中国发展为人工智能和第五代无线通信等领域的领先者,这表明中国的战略是在未来垄断这些工业领域。他说:“中国基本上是在追赶我们的技术,盗窃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未来。”纳瓦罗提及了一个研究小组列出53个“中国经济侵略”的例子,包括“将国有企业合并为国家顶尖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债务陷阱的融资”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国外市场倾销商品”等项目。纳瓦罗说:“实际上,这一切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如果我们要进行有成果的谈判,中国必须解决所有问题。”[21]这给中美达成贸易协议设置了障碍。

特朗普和纳瓦罗都认为,现在是美国经济发展强劲的阶段,吹嘘美对华经贸摩擦“只对中国有杀伤力,对美国损失不大或所受影响可忽略不计”[22]。而无论从理论还是以往经贸摩擦的实情看,挑起经贸摩擦都是损人不利己的。对华经贸摩擦降低了美国商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对美国股市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触发金融危机。而且,中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可以开发的潜在国际市场,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也有较大的需求。因此中美很可能在近期达成贸易协议。

即使在中美就解决经贸摩擦达成初步协议后,美国方面也可能挑起新的麻烦。但到2019年底或2020年美国大选前,特朗普为了竞选连任将不得不与中国就关税方面的经贸摩擦达成协议。因为到那时,美国普通选民将会感觉到特朗普对中国出口商品提高关税的负面影响,以及中国对特朗普政府挑起经贸摩擦进行关税报复的影响,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通过选票表达他们对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不满。

中美经贸摩擦的第三回合将是双方围绕WTO改革进行博弈。这一博弈将更为复杂和影响深刻。中国既要维护重大利益,又应全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力争达成改革WTO的协议,防止WTO被抛弃或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中国也应通过WTO的改革倒逼国内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上一个新的台阶。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现在持有近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特朗普政府既担心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又不希望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因此,特朗普政府的这场经贸摩擦今后或扩大到汇率和金融领域,通过金融手段来“薅中国的羊毛”。2018年4月,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希思·塔尔伯特(Heath Tarbert)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评估针对中国投资启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的可能性,并已在财政部设立专门的办公室。[23]根据这部1977年通过的美国国内法,在“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遭受重大威胁”时,美国政府可冻结、没收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24]即在非常时期美国政府可据此法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甚至在极端状况下,一笔勾销美国对中国的欠债。

第二,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既竞争又合作将常态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和博弈主要表现在军力发展、太空、网络和南海等方面。美国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担心与日俱增。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国正在建立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实力最强大、资金最充裕的军事力量。它的核武库不仅不断增长,而且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美国的技术创新。”[25] 2018年11月,美国国会下属的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Providing for theCommon Defense)报告,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美国现在面对“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美军优势弱化已达“危险程度”,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重建美军优势”。[26]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2018年12月9日指出,五角大楼2019年将重点发展远程精确打击火力、高超音速武器、导弹防御、太空军和网络力量等。[27]

特朗普政府2017年11月推出“印太战略”(the Indo-PacificStrategy),继续将南海作为制约中国的抓手。美军在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在部分时间段频次升高,在大部分时间中在南海保持一个航母编队巡航,派战略轰炸机飞越南海演练,宣示“飞越自由”,企图在南海建立“议题联盟”(Topic-focusedCoalition),鼓励其他域外大国军事插手南海,持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使得南海紧张局势难以消除。

第三,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可能增多。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初存有把“一个中国”政策作为与中国谈判筹码的企图。但在各方面因素影响下,2017年2月9日,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28]而在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其将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的抓手,“一个中国”政策存在空心化的倾向,甚至会以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或在经贸及朝核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手段。2018年1月22日,由美国众议院议员泰德•约霍(Ted Juho)提出、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艾利奥特•恩格尔(Eliot Engel)联署支持的旨在使我国台湾地区进入世卫组织的法案在众议院再次获得通过。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研究相关策略帮助台湾地区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资格,并重新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特朗普政府还对促进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议(FTA)有兴趣。台湾当局企图让美国协助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Taiwan Travel Act),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该法案允许美台高级军政官员互访。[29]美军印太总部2018年秘密派遣现役将领赴台参与“汉光35号”指挥所演习。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 USCC)2018年11月发表年度报告称,台湾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并不具备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的条件,而必须在“亲美”或“亲中”之间做出选择,并建议美行政部门以此检视台湾当局领导人候选者的政见立场。该报告甚至威胁台湾地区必须完全与中国大陆切割,以免影响美对台军售。[30] 2018年12月4日和12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全票赞同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Asian ReassuranceInitiative Act)。该法案旨在提供美国亚太政策架构,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该法案通过每年授权拨款15亿美元,来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以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它包括了军事和经济参与,目的是在海上与网络安全、防扩散、航行自由等方面,与东盟和其他安全“伙伴”加强合作。该法案规定,“美国总统应常态性提供符合台湾需求之防御物资,以因应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有及未来可能之威胁,包括支持台湾发展与整合具机动性、耐存活性,且具成本效益之不对称战力。”此法案还规定,美国总统应依据《与台湾交往法》鼓励美国高阶官员访台。2018年12月31日,特朗普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美国以台湾为“筹码”制约中国,但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始终将台湾问题作为核心国家利益,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尽管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一些鹰派官员对提升美台关系蠢蠢欲动,但特朗普总统有时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节制。

三、新时期中美关系重构的支柱

在美苏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只有一根支柱,就是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冷战结束后初期,中美关系转变为两根支柱,即经济和安全。当前,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第三根支柱。现在有些人认为中美要走向“新冷战”,甚至有人提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中美关系的这三根支柱决定了两国不会陷入美苏之间的那种“冷战”,也不会完全脱钩,并将促进中美关系朝着协调、合作、稳定的方向发展。

(一)经济相互依存和中国改革开放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根支柱

经贸关系曾经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虽然在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地位受到很大挑战,但仍是中美关系的支柱之一。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显著。2018年5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美国对华出口贸易概况》报告,认为对华出口贸易对于美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美国对华商品出口量持续超越对世界其他地区商品出口增长量。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增长率达86%,而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率仅为21%。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第三大市场,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为美国提供了100万个就业岗位。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额超过1 270亿美元,为美国历史最高,增长了140亿美元,其增长速度是对世界其他地区商品出口增长率的两倍之多。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意义重大,是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16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服务贸易额增长了12%,首次超过500亿美元,贸易额总计520多亿美元,仅略低于当年对加拿大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而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服务贸易额却缩减了0.6个百分点。2007—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超过300%,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率约为50%。美国对华出口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31]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超过6 3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 400亿美元。[32]虽然美方贸易逆差较大,但主要是因为美国禁止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地位。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是完全可以大幅度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

中国改革开放是与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几乎同时的。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既极大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支持中国发展及融入战后国际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支柱的组成部分。

(二)共同的安全利益和形成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第二根支柱

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发展负有重大责任。中美都面临许多安全挑战,在许多安全事务中存在并行不悖的利益或共同利益。

安全可以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领域主要指军事安全。中美在这一领域存在许多并行不悖的安全利益。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在有两大目标: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因此中国严格执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美国的目标是既要解除朝鲜核武器,也不希望爆发大规模战争。中国在促朝弃核方面与美国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中美也共同面临着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够共同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挑战。例如,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为了防止恐怖主义从阿富汗边境蔓延到中国,并保护在阿富汗的投资等经济活动,积极在阿富汗劝和促谈。美国国防部2018年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显示,随着巴基斯坦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就寻求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进行磋商,美国也承认这三个国家可在结束阿富汗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33]中国将训练一个阿富汗山地旅,这支部队将在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汗瓦罕走廊参与巡逻,以防止恐怖组织或极端组织武装分子通过瓦罕走廊过境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34]中国还帮助训练了一部分阿富汗警察,以帮助阿富汗加强治安。这些都有利于美国实现在阿富汗的反恐目标。

中美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还应该包括形成两国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战略稳定关系包括两国在核武器和网络安全方面形成相互威慑。

(三)两国社会之间的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第三根支柱

中美两国刚建交时,主要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流。经过40年的发展,中美已经形成两国社会之间的全面人文交流,成为中美关系最深厚的基础。

从中美建交至今,中国与美国缔结友好城市的总数达到273对,有力促进了两国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在美留学生增长很快。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2017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在美留学的外国学生群体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学生。2016—2017学年共有1 078 822名国际学生就读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是第一大生源来源国,达350 755人,比2015—2016年增长6.8%,约占在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2.5%。[35]

美国华人华侨在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科技等领域发挥越来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中美交往的桥梁。根据2018年5月美国联邦政府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7年,亚裔美国人已达2 141.92万人,其中华裔最多,超过508万人,首次突破500万大关。他们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较为熟悉美国民众和社会的具体情况,能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中美关系中的这三个重要支柱是两国关系一定能走出风风雨雨,终究会好起来的主要保障因素。

四、新时期重构中美关系的方略

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在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要努力推进并朝着最终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的方向发展。

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三次走到十字路口。其中,前两次中美关系走出十字路口后都使中美关系得以进一步改善。

中美关系第一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在1989年春夏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降到低点。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同时,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改善了中美关系,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而且使中美关系走出十字路口,促使克林顿政府对华实施“接触”政策。

中美关系第二次走到十字路口,是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后,两国关系降到冰点。“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优先事项,为中国延长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对外开放等策略形成倒逼机制,加大了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快了国内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再次走出十字路口。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华实施“合作与竞争”并用的“两面下注”政策。

现在,自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第三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中美关系第一次和第二次走到十字路口是因为单纯的国内事件或双边关系事件。第三次走到十字路口的原因比前两次要复杂得多,首先,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是深层原因;其次,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不同是现实原因;再次,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客观上的老大和老二地位是结构原因。促中美关系第三次走出十字路口是重构中美关系第一阶段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进一步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中美关系前两次走出十字路口,都是中国采取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从而推动了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这一次中国也应该将坏事变好事,利用中美经贸摩擦形成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倒逼机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来消解特朗普政府挑起的经贸摩擦。中国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习近平强调:“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36]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美建交公报》发表40周年,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是同时开启并同步推进的。因此,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应正视“改革赤字”,加快改革步伐。特别是在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国家对国有企业补贴的透明度、减少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方面尤应如此。改变“大进大出”的经济模式,侧重提升在养老、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保障能力和政府的资金投入,以加强社会托底并增强民众的消费信心,同时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应加快发展高新技术特别是国家现代化急需的高新技术,为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建立有效机制。必须既推进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又加强保证金融和人民币稳定的机制和措施。同时,中国有必要进行与经济改革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中国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完成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才能真正有实力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以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约等于三分之二个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刻到来的具体时间从2030年到2050年皆有可能。”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提出了美国未来对外政策的关键性问题:“到2050年,美国经济规模只有世界头号经济体的一半……美国能否想象这样的未来?美国政治领导人能否面对这样的现实,使关于世界未来面貌的磋商变得可能?”中国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大幅超过美国,并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将促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多地与中国进行合作和协调。

(二)在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分歧管控机制

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仍是未来双方努力的目标。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已经形成许多对话沟通机制,包括首脑互访、首脑热线、战略对话、议会交流、军事热线、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这些机制特别是战略对话和军事交流机制,在关键时刻能起到管控分歧、避免误判甚至化解危机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4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时,决定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转化为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尽管2018年中美在这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中只举行了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但双方在此次对话中互释善意,共同表达了合作意愿,“就各自战略意图进行了深入沟通……同意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和原则,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共同推进以协调与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37]这一对话机制为避免中美新“冷战”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目前,中美在建立军事互信措施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1998年6月,中美两国政府决定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这是中美之间在核武器方面达成的第一项双边信任措施协议。[38] 2014年两国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建立这两个互信机制是双方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了解、增强战略互信和管控危机、预防风险的重要措施。中美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双方战略沟通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从而有助于双方减少误解、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以及避免和化解危机。

中国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面临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限制高技术交流、WTO等国际机制改革、金融、南海、台湾问题上的施压,中方应在谋局已定后谋势,综合施策,妥善应对。

(三)强化省州交流、民间交流和智库交流,加强与美国国会、地方政府和智库的交流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各州的重要出口市场。在从2008年至2017年的十年间,美国的大多数州都经历了对华商品出口额的显著增长。在这段时间内,有49个州增加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其中有17个州经历了自2008年以来出口额的三位数增长。在2007年至2016年的十年间,美国各州的服务贸易出口均是三位数的增长率,有31个州的增长率超过300%。对于美国大多数州来说,中国位列商品及服务贸易出口市场的前五名。2017年中国是美国五个州的最大商品出口市场,同时也是46个州商品出口的前五大市场。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2016年中国是18个州的最大出口市场,并且是全美50个州的前五大出口市场之一。越来越多的州每年向中国出口至少价值10亿美元的商品或服务。[39]中国应该通过强化对美国各州的工作,使两国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和民间交流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通过与各州的交往能够影响这些州选举出来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可以在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访华的同时,通过中方智库等邀请美国国会议员助手访华。中方在这些交流中,应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向美方介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使他们了解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

结 束 语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如果说中美建交至2017年是中美关系的肯定阶段,那么2018年之后一段时期将是中美关系的否定阶段,而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将完成中美关系重构的过程,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中美关系稳定并向健康方向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中美关系的重构是中美关系的再出发。只要中国保持谦虚谨慎和战略定力,发挥战略智慧,中美“新冷战”是可以避免的。中美两国人民都是务实的,都希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曾掀起以“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为代表的反共和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但美国社会的务实文化和美国民众的良知使美国最终抛弃了“麦卡锡主义”。从长期(未来30年)来说,两国实力将更加平衡,双方将“共同演进”,中国将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改变自己,实现现代化,美国也必须改变自己不适应新时期的心态和结构。两国将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逐步构建起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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