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文/尼尔·弗格森】本专栏的老读者们并不会对第二次冷战的爆发感到意外。自从唐纳德·特朗普去年首次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我一直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将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持续时间更长，并且冲突会进一步升级并在其他领域表现出来。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2019年5月26日在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刊发评论文章：《特朗普应该知道，世界再也经不起另一场30年战争了》

以5月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所采取的措施为例，这场科技战争目前正在全面展开。美国驱逐舰“普雷布尔号”(USS Preble)通过台湾海峡的举动提醒人们，展示军事力量也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国家电视台重新播放抗美援朝老电影并展现其中扮演坏人角色的美国人形象，宣传战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如果你仍然认为下个月在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时会实现和平，那你一定会失望。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上周预测，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

历史类比是强有力的，它们比任何来自社会科学的形式模型都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事件。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最近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应用历史学会议上所提到的：在权力的舞台上，“真正的人物喜欢谈论历史，而不是政治、经济或国际关系”。是的，这种美中对抗的突然升级很像冷战的早期症状。

但应用历史学家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之前第二次冷战的想法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它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前，是时候后退一步，承认2019年不是1949年，尤其是因为现在美中两国深陷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摩擦之中，这与70年前苏联与美国几乎完全分离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

几十年来，商业飞行、大宗商品贸易、制造业、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一体化，以及最重要的互联网，这些为我们造就了一个网络化的世界，与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瓜分的那个四分五裂、几近毁灭的世界截然不同。上世纪40年代末，有可能打造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比喻的铁幕，因为东欧和西欧之间有限的沟通渠道很容易被关闭。尽管“数字铁幕”一词正在流传，但坦率地说，我很怀疑如今美中之间这种关系的中断是否有任何可能性。

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像16、17世纪的印刷媒体一样加速和增强了社会网络，今天的战略竞争正在一个近乎无国界的世界中展开，这与昔日的世界完全不同。

17世纪发生了很多事情：气候变化(使泰晤士河经常结冰的小冰河期)、难民危机(如新教徒狂热分子横渡大西洋)、极端观点(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试图互相诋毁)和假新闻(如女巫发现者造成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处死)。但在我们看来，它最熟悉的特征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

1555年奥格斯堡的和平使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明晰，这使得每个君主都可以决定自己王国的教派，而不用担心受到外来干涉。但到了17世纪初，这一原则似乎受到了威胁。无论如何，这都刺激了反宗教改革的支持者用天主教统治者取代新教统治者。宗教战争不尊重边界:耶稣会信徒渗透到新教的英格兰，就像俄罗斯现在干预西方民主国家一样。

然而，30年战争既与宗教有关，也与权力有关。与由两个超级大国发动的冷战不同，这是一个多人游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试图把天主教重新强加给波希米亚人。西班牙想让反叛的荷兰人回到哈布斯堡的统治之下。尽管是天主教徒，法国仍试图挑战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权力。瑞典抓住时机大胆地向南推进。丹麦虽然也是路德教国家，但最终却成了瑞典的敌人。尽管也是天主教徒，葡萄牙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

同样，当今世界也不是两极的——美国可能会告诉自己的盟友抵制华为，但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会遵从美国的旨意；中国的确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它也无法支配印度。

冷战创造了庞大的坦克部队和核武库，它们相互瞄准，但从未使用过。30年战争是一个充满恐怖主义和可怕暴力的时代，士兵和平民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想想今天的叙利亚)。当时和现在一样，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遭受了死亡和人口减少。当时没有威慑，就像网络战现在没有威慑一样。事实上，各国往往低估了卷入冲突的成本。英国和法国都这样做了，结果却陷入了内战。

这个类比的含义并不令人高兴。唯一能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多亏了科技，如今大多数事情的发生速度比400年前快了大约10倍。因此，我们可能正在走向一场持续3年的战争，而不是30年的战争。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结束这样的冲突。

30年战争的结束不是由一个条约带来的，而是由几个条约带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1648年10月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与《奥斯纳布吕克条约》。正是这些条约被历史学家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传说相反的是，它们没有缔造和平，因为法国和西班牙又打了11年的仗。他们当然没有建立一个以现代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威斯特伐利亚协议所做的是在有限和有条件的权利的基础上，在皇帝和德国诸侯之间以及敌对的宗教团体之间建立权力分享安排。和平作为一个整体是以相互保证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之前作为规范的第三方保证为基础。

冷战结束时，一方妥协了。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发生的。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可以斗争3年或30年，双方都不会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迟早会有妥协——尤其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承诺，即不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挖空彼此的主权。

我们的目的地是1648年，而不是1989年——一个网络的威斯特伐利亚。如果我们有机会在3年内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在30年内，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观察者网杨瑞赓译自2019年5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