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原创： 胡然

“中美经济脱钩与技术脱钩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胡然

2019年6月24日，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美经济脱钩与技术脱钩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北阁举行。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主持。参会嘉宾包括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和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副主席王志乐、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所所长和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研究员朱启超、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和董事长方兴东、互联网实验室副总裁徐玉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雷少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孙艺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董汀。与会学者就科技全球化、中美贸易战、中美技术战和技术脱钩的可能性、中国如何应对等议题各抒己见。

• 一、科学技术全球化与中美技术挂钩

与会学者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对科学技术全球化的理解。有学者指出，科学和技术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科学没有国界，技术存在于市场运作的生态中，一般民用技术的全球化受市场行为的自然驱动。核心技术是国家间博弈的焦点，难以实现大范围跨国转让，但多数仍然会以知识产权的形式、以产品为形态实现全球流通。市场全球化带动了企业打造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实现了资源配置、市场营销、组装制造、研发设计、资本运作的全球化。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创新资源和要素需要全球化流通和配置，技术创新本身也应是开放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科技领域做到世界第一，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创新难题。

还有学者从跨国技术流动的基本路径出发，对中美技术挂钩问题作如下分析。第一，在跨国生产中的技术垂直转让和水平转让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相互输出。在中美挂钩或脱钩的问题上，技术只是一个载体，“钩”在于转让合同条款及其执行和争端解决机制。第二，技术溢出效应是商业往来的自然结果，溢出途径包括产品逆向开发工程、授权生产、合作生产、合资经营、交钥匙工程等。中美之间的一个核心争论在于，中方是否窃取技术，还是享受技术溢出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的“钩”在于投资行为，具体涉及权责细节设计和各方利益维护能力。第三，在政策层面，中美两国的技术挂钩体现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学术交流机制、跨国技术标准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1979年以来，两国政府资助了大约30万个双边科技合作项目，范围广泛；两国互相来往的留学生数量直至2018年仍在逐年增多，但已愈发受到美方科技制裁的影响。

二、中美贸易战和技术战

对于如何判断中美贸易战，与会学者观点多元。有学者指出，在如何看待贸易战上，中美两国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存在多个视角。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代表的观点是，贸易战是维护美国优先、获取最大利益的争斗；以彭斯副总统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美国的跨国公司则认为，贸易战是全球市场经济规则的博弈，它们的诉求是中国须遵守全球规则，而并不是要撤出中国市场、与中国脱钩。这些诉求虽不尽相同，但形成了一种与中国对抗的合力。按目前的态势，中美经贸博弈从商品贸易开始，延伸到企业价值链，下一步还可能涉及资本金融，美国也可能打地缘政治牌。

也有学者认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正在多边基础上提出新的竞争规则，涉及市场准入、产业补贴、知识产权、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方面，给中国企业合规带来新的挑战。在价值链上游，美国加大对高新技术的管控，抵制“强制技术转让”，严防窃取技术，限制中国公司并购美国企业，限制中国学者访美交流。在价值链中游，美国要求在华美国企业回归美国，利用关税战迫使在华外资企业转出中国。在价值链下游，美国抵制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制定“防范中国方案”，严查中国企业违反《海外反腐败法》的商业贿赂案件，加强贸易管制和反洗钱。

还有学者表示，中美贸易战在未来或许会停止，但技术战不会轻易停止。美国打技术战的战略是寻求核心技术的脱钩，通过精准打击，把控技术制高点，而不是全面放弃中国市场或全面摧毁中国经济和科技，也不是形成两个割裂的体系。美国进行技术战的手段包括政治战、舆论战、技术战、市场战、金融战、网络战等，这些手段已经在陆续展开，层层推进。

另有学者认为，美国强调绝对国家安全的理念，把科技视为极其重要的战略要素，科技霸权主义思维根深蒂固，不能容忍别国的科技发展速度超过美国。美国对华科技遏制超越了传统的单边或多边技术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的做法，开始采取全政府的方式，动用政治、情报、法律、军事等手段来打压中国。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多向度、多元、多手段的，但我国对此的认识和应对较为片面、被动。

三、中美技术脱钩的可能性

与会学者一致表示，中美不可能做到完全技术脱钩。有学者认为，技术绝大多数是以产品形态出现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一个产品往往包含多国技术，难以对此进行苛刻的国别限制。虽然一些外国企业将制造工厂从中国搬离，但其主要动因并非美国加征关税，而是出于人力、土地与合规成本等运营方面的考量。工厂转移并不等同于产业链转移、价值链转移，不是技术脱钩。

也有学者指出，虽然有些美国人鼓吹要与中国进行技术脱钩，但美国政策圈和商界仍存在理性务实的声音。美国企业在华运营是逐利的市场行为，并非喜好选择，也不可能被勒令阻断。面对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些限制措施，企业也有多种规避办法，例如转口贸易。美国企业本身也担心在全球价值链中被“去中间化”——如果处于下游的中国公司绕开美国公司，同来自欧洲、日本的上游公司合作，生产出中游产品，蒙受经济损失的则是美国公司。

有学者认为，尽管全面技术脱钩难以实现，中美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有限技术脱钩的迹象。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籍的理工技术专业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或科研人员赴美；一些中美科技合作项目因政治或所谓“国家安全原因”被叫停；在技术标准、市场准入限制、出口管制和技术争端解决上，两国间的分歧和防范日益突显。虽然中美经济脱钩从长期来看是很困难、不可实现的，但是短期形势不容乐观。美国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法律手段加强对全球知识产权、物流甚至金融体系的控制，在短期内对中国技术发展进行限制。

四、中国的对策建议

在提升全球竞争力方面，学者们建议，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促进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在全球吸纳整合最优资源，从而能够在全球市场与全球公司展开竞争。我们应该转变传统的民族工业思维，转变“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产业安全观，不应用“两弹一星”的思路发展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件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不应过度强调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而应以开放创新、合规合作为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打造全球产业链，而不是单纯打造中国价值链。

就如何应对贸易战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应积极应对贸易战，把握住规则环节，从重数量增长转化为基于规则的发展，强化企业合规文化，适应全球竞争新方式和新规则。中国可以将中美贸易战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博弈向规则层面去引导，与美方探讨和博弈规则。鉴于中兴和华为事件，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应该是企业走出去的前提。指导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遵规守法，既避免授人以口实，又切实防范风险。合规文化和软实力的缺乏也是制约中国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只有经过新一轮合规文化的洗礼，中国企业才能在全球舞台上真正崛起。

在如何应对技术战上，有学者指出，不论技术战如何演变，中国都应建立好自己的技术体系。在技术领域，两国的基础性目标应该是维持既有优势，尊重他国的技术优势，建设各自领先的跨国技术网络。技术是我国人民富裕的根基，中国的终极目标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让人民富起来，而不是为了与美国竞争高下。因此，在宣传叙事上，中方应避免所谓中美争夺全球第一的说法，这与我们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就如何防止技术脱钩的问题，学者们建议，作为对美国科技制裁的反制，中国应更积极地推进技术合作，更开放地开展科技交流，更兼容地参考跨国技术标准，建立能够“钩”住其它国家的技术体系。在合适的时机，中方可以主动向美方提出开展有关网络安全、技术竞争等方面的“二轨”对话，以增信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