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

文/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一、世界经济再平衡对中国产业链造成的重构性冲击与影响

（一）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的以“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为主的世界经济再平衡战略，对全球以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主导的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冲击性影响，全球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的贸易增速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趋势，“逆全球化”趋势逐步凸显，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与贸易体系面临逆转风险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兴起，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为了追逐自身企业利益在全球范围内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同时，抢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增长空间，纷纷将产品链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和组装环节，转移到具有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逐步催生和刺激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全球迅速进入到以产品内贸易为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时代。

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制造业部门外流以及带来的相对低端就业岗位的转移，对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以及巨大发展利益，而对发达国家的自身发展利益造成了所谓的“竞争”“威胁”甚至“损害”效应。为此，这些发达国家又纷纷出台了“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一系列“世界经济再平衡”战略规划，甚至不惜采取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将已经转移到新兴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低端制造业，回流转移到发达国家。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作用效应下，全球开始出现新一轮的“逆全球化”现象，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与贸易体系开始面临逆转挑战和风险。一方面，集中表现在2014年以后的全球贸易增速的停滞和下降趋势，特别是中间产品贸易增速的较大幅度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与以往发展中国家偏好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逻辑不同，这次“逆全球化”格局中爆发出的一个新现象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科技创新强国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而不是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偏好于采取以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保护主义（张杰，2018）。

（二）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创新链分工协作体系，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制衡”“互利共赢”格局，面临极大挑战和解体风险

与以往发达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中心—外围”式产业间贸易主导的全球化不同，也与主要开展于发达国家之间而隔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均衡式”产业内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不同，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主导的全球化格局，首次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纳入同一个全球化分工和贸易网络体系。客观事实是，开展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心—外围式”产业间贸易，蕴含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掠夺式”的贸易利益关系，因此，随着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提升和对自身发展利益的觉醒，必然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开展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均衡式”产业间贸易，由于基本将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并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也不具有可持续性。相反，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品内贸易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却无意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相互依赖”“相互制衡”“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新格局。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通过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既获得了自身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效应，也使得发达国家民众的生产消费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维持了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低端制造组装环节，转移和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可以集中优势要素资源来维持和强化自身的创新领先地位，特别是维持创新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从而依靠自身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产品链中攫取最大利益。同时，有效切断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追赶能力，全面遏制发展中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机会。即便发达国家想方设法采取各种策略来谋取全球分工和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深度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利用出口导向战略中所蕴含各种形式的“出口中学习”“干中学”以及“技术转移溢出效应”等途径，获得经济起飞机会以及制造业发展机会。由此，不自觉或不可阻挡地促成一个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相互依赖”“相互制衡”“互利共赢”形态的全球化新格局的形成。

在这种新型全球化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利益，呈现的是一种独特的“相互依赖”“相互制衡”“互利共赢”式的竞争博弈格局。然而，美国出于担心“中国崛起”对自身经济霸权主义的挑战，出于恐惧“中国模式”对自身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竞争，出于遏制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试图采取单边主义和排他性的“美国优先”战略，来削弱和瓦解既有的以“自由贸易”原则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重新打造一个以“对等贸易”原则为主的只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新贸易体系，这就必然会对既有的联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的产业链、产品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以及对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制衡”“互利共赢”贸易利益格局，造成极大挑战甚至带来解体的风险。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作为创新引领的发达国家美国和作为创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当前中美之间的“科技脱钩”现象正在凸显，这必将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原有分工定位格局和贸易体系，造成难以忽略的重构性冲击和影响效应

对于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国内外普遍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美之间既有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否会发生“贸易脱钩”“经济脱钩”，从而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造成极大冲击。然而，我们的判断是，美国实质上谋求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开放优势，即强制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品和优势农产品进一步开放市场，而严格限制中国高端产品和投资对美国市场的进入权力，更谋求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科技创新脱钩”，以及维持美国针对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张杰，2019），进一步遏制中国自主创新体系的提升能力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力。这对全球科技创新体系原有的“中心—外围”架构造成根本性冲击。

美国不顾盟国反对所推行的“美国优先”战略，核心就是要维持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维持美国在创新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绝对主导地位，维持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利益体系中的绝对份额地位，维持美国的中产阶层和白领工人的充分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从贸易到科技创新的全面崛起，成为美国当前独一无二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理所当然地会针对中国制定和实施“科技创新脱钩”战略和“遏制”战略。而且，为了实现这些具有内在冲突性的多重目标，美国不惜将科技创新战略竞争和经济战略竞争策略，延伸到地缘政治竞争领域和国家价值观竞争领域，不择手段地利用和刺激中国的南海边界国际纠纷以及香港、台湾、新疆等国内问题，试图来攫取针对中国的全面或额外的战略竞争优势。

这带来的冲击性效应是，一方面，对中国在既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定位格局，必然造成难以忽略的重构性冲击，特别是对布局在中国的某些高科技产业链、产品链的关键零配件供应，造成转移回流效应，倒逼中国加快培育和提升在全球创新链和产业链中的升级能力；另一方面，也会对美国打造的全球技术创新“封锁”同盟体系中的其他同盟国利益，造成根本性冲击，刺激既有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外围”架构体系的加快弱化甚至解体。

（四）即便在美国试图强化针对中国的“再工业化”和“中美科技创新脱钩”战略推进的情形下，中国也未必是世界经济再平衡格局下和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的注定受损者，相反，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过程中，蕴含着中国实施创新型国家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契机

美国针对中国发起和图谋的“科技创新脱钩”战略，未必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产品链的国际竞争优势和科技创新发展能力造成致命性损害。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重构和重塑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重要性下降，而生产效率、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放管服”能力等因素变得越发重要。只要生产效率持续提高的相对成本优势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效应，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放管服”能力等主导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改善效应，能够弥补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效应，那么，一国的产业链、产品链的国际竞争优势，即便是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也不会受到较大程度的损害。另一方面，一国的产业链、产品链的国际竞争优势，不仅仅与生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度有关，也会与产业链、产品链的综合配套能力密切相关。

作为在世界上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唯一国家，中国在产业链、产品链的生产制造综合配套优势相当显著。而且，中国主要的出口基地，江苏、浙江和广东区域密集分布着众多的产业集群，这些独特的产业集群内部所涵盖的分工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集聚经济，会进一步降低产业链和产品链的生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维持传统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相反，美国当前针对中国全面实施的技术创新封锁和围堵战略，只会倒逼中国依靠全面提升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来促进形成产业链、产品链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国际竞争优势，倒逼中国依靠自身迅速扩张的庞大本土内需市场规模效应，推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世界经济再平衡下中国产业链水平的提升路径与可能突破口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的决定性框架模型

要正确理解全球产业链或产品链的国际竞争能力源泉，就必须基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体系角度加以剖析，从产业链中蕴含的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基本特征和分布情况入手（张杰，2019）。按照创新链不同环节的一般逻辑关系，可区分为：基础研究环节→应用基础研究环节→应用开发环节→中间实验环节→工程化环节→商业化产业化环节。从深入理解创新链中的相互嵌套、相互关联、延续性的六个关键环节来看：第一个阶段是基础研究或原始创新环节。核心特征表现为政府资金支持或支助的专业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甚至少数特定企业依靠自己筹集的资金以及各种要素资源，进行新原理、新思想、新技术、新产业的内在原理与科学规律的前瞻性探索研究活动；第二个阶段是应用基础研究环节。这是十九大报告中针对中国创新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的特定新概念。核心特征表现为政府资金支持或支助的专业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甚至少数特定企业依靠自己筹集的资金以及各种要素资源，针对特定的传统制造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集群或产业链、产品链体系中的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环节，进行新原理、新技术形态的内在原理与科学规律的前沿探索研究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应用开发环节。核心特征是通过反反复复的科学实验和多轮次修正，主要是要在实验室生产出符合和满足产品设计的功能、性能和质量参数要求的样品或样机；第四个阶段是中间试验环节，简称中试环节。核心任务是按照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要求，依靠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结合模式，来从实验室研究的角度，系统性、前瞻性地尝试研究生关键零配件、关键原材料、关键生产设备等问题；第五个阶段是工程化环节。在经历上述R&D不同环节和解决各种形式问题和障碍的基础上，就正式进入从实验室产品转为企业现实生产产品的环节。在此环节中，需要解决的是企业大规模生产需要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关键零配件、关键原材料、关键生产设备、新产品开发以及产品质量的系统化标准化制定等问题。重要的是要从工业化生产的角度，集中解决关键零配件、关键原材料、关键生产设备等的研发和批量生产制造问题；第六个阶段是实现商品化产业化环节。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对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各种关键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集合，针对潜在的市场需求和高端消费者群体进行市场销售以及产品市场反馈。同时，进一步开展小规模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反馈以及大规模市场推广等核心活动。接着就是大规模产业化环节。主要是指企业开展生产流水线式的制造业体系和大规模化的市场销售活动，进而是通过市场获取创新投入补偿和回报的最后阶段。

从以上构建的全球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的决定性框架模型来看，一国的产业链全球竞争力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基础研究是一国产业链基础能力的根本源泉，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产业链的全球竞争水平。

从一国产业链的综合发展能力来看，容易被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基础研究投入和能力，虽然看似与现实产业发展和盈利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从美国在众多高端产业领域中拥有全球领先产业链竞争水平的源泉来看，实质上与美国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和持久性巨额基础研究投入密切相关，与美国拥有的全球领先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密切相关，与美国学术研究的自由探索体制和灵活性薪酬激励机制密切相关，与美国社会普遍鼓励的原始创新文化以及具有激励效应的独特产学研转化机制密切相关。因此，随着工业4.0体系的兴起以及智能制造的快速普及，一国的基础研究能力以及原始创新能力，对该国在全球产业链竞争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没有弱化，相反变得更为强化。特别是企业自身拥有的基础研究能力，更是决定企业全球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性因素。

第二，从基础研究能力延伸的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应用开发能力以及中间实验能力，直接决定众多产业的全球产业链竞争水平。

从创新链中的应用基础研究环节、应用开发环节以及中间实验环节来看，这些环节经历的是从科学研究到现实产业的转化过程，自然而然也就直接决定着众多产业的全球产业链竞争水平，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球产业链竞争水平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在这些转化环节中，除了美国占据相当大的领先优势和研究实力之外，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也拥有相当的研究实力和部分领先优势。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众多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球产业链竞争水平的不足，客观上既与基础研究能力不足直接相关，也与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应用开发能力以及中间实验能力密切相关，而且，特别表现为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能力、应用开发能力以及中间实验能力的严重缺失和不足。

第三，创新链工程化环节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众多产业链的全球竞争水平的重要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

创新链工程化环节中企业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关键零配件、关键原材料、关键生产设备、新产品开发等能力，分布和蕴含着大量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么依靠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研发，要么依靠国内外企业外购。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方面，外购这些关键零配件、关键原材料、关键生产设备等中间产品或生产设备，可以很快促进企业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实现。另一方面，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一旦国外生产商停止供应这些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就必然导致企业无法继续生产活动，带来所谓的“卡脖子”“堵心眼”问题。因此，德、日、英、韩等国，一直在众多高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链工程化环节，营造自主创新能力体系，这是这些发达国家能够与拥有强大基础研究能力的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直接进行市场竞争和利益博弈的主要筹码来源。

第四，商业化产业化环节的自主能力，也日益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水平的突出因素。

无论是从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抑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困局，在于“一致性高质量”生产制造能力的严重不足。客观事实是，中国众多制造业的大规模商业化产业化自主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创新链和产业链产品链的集成式、协同式、系统性的对接和融合能力，也取决于“稳定性、持续性、精密性的生产工艺能力积累+精益制造管理能力”这两个叠加效应所造成的高质量产品和零配件的大批量、稳定性的生产制造能力。就微观企业而言，最终形成“大批量、一致性、稳定性生产能力”，首要的是要解决依靠稳定的精密生产工艺来降低不良率进而实现成本控制问题。这与实验室制备样品样机的难度和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既需要大量基础研究支撑和长期试验验证及技术创新开发经验积累，更需要“稳定性、持续性、精密性的生产工艺能力+精益制造管理能力”的长期积累和持续性巨额投入。不然，对于很多传统制造业、高端生产装备设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就会出现“即使有钱也不知从哪儿下手”的困局。

（二）世界经济再平衡下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的主要模式

第一，内需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迅速扩张和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换代，中国正在逐步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内需消费市场。如此的基本发展事实，必然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母市场”效应能力逐步得到释放，本土需求市场的巨大规模蕴含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需求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升级”机制、“需求引致创新”机制、“需求创造供给”机制等方面的渠道作用，推动中国经济从一味依赖“粗放型投资扩张驱动”模式，逐步转向“高质量投资驱动”模式、“内需驱动”模式和“创新驱动”模式。实质上，内需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与“高质量投资驱动”模式、“创新驱动”模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支撑，密不可分。在这些可能机制的激励作用之下，即便中国面临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和挑战，即便面临美国针对中国发起和实施的科技创新封锁和遏制战略，即便在中国的出口规模扩张受到逆全球化现象的盛行和发达国家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也完全可以主动利用自身正在处于持续扩张的全球独一无二的“母市场”效应，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下中国产业链水平持续提升的实现。

第二，全球市场竞争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将捍卫全球自由化贸易体系作为发展目标，将打造“互利共赢、共谋发展”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作为价值观基础。在中国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情形之下，中国国内市场必将演变成为全球市场，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等同于全球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中国企业要在全球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先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天然”就会成为“全球化企业”或“跨国企业”。因此，可以得到的一个明确判断是，中国本土企业可以主动借助全球市场的竞争效应，积极依靠“竞争促进创新”和“竞争中学习效应”等机制渠道，从而实现全球市场竞争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

第三，创新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无论是从内需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还是从全球市场竞争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的路径来看，归根结底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创新驱动模式的加速形成。需要高度关注的基本事实是，全球产业链的自主能力和竞争水平，越来越向创新链的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环节渗透和延伸，而产业链中的先进高端核心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的自主匹配能力，对一国产业链的全球竞争水平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日益凸显。并且，这些配套制造的自主能力，与一国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以及颠覆性技术创新等多方面能力也日益密切相关，换而言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也日益向产业链中的先进高端核心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等生产制造领域渗透和延伸。因此，在我们看来，针对创新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而言，这其中可能的主要升级路径具体体现在：针对传统制造业部门，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先进核心生产设备+先进工艺”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针对高端生产装备设备产业，存在“应用基础研究+先进核心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先进工艺” 高端生产装备设备产业的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先进核心生产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 先进工艺”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

三、当前深化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产业链水平提升面临的核心障碍

（一）对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足，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普遍动力不足和激励机制缺失，严重阻碍了中国产业链的基础能力，束缚了众多产业链的国际竞争水平

一方面，近年来，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R&D投入额占GDP比重）持续上涨，2018年该比重已经达到2.19%，比2017年提高了0.04个百分点，已经连续5年超过2%。然而，中国的R&D经费投入中的基础研究比例，却一直处于相当较低的比重水平，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差距。2018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090.4亿元，第一次突破千亿元门槛，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为5.5%，与2017年持平。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均已超过15%以上，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与美国等核心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这是导致中国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不足的核心因素；另一方面，更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的基础研究领域中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投入更为不足。2018年，高等学校、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589.9亿元、423.1亿元和33.5亿元，占中国基础研究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4.1%、38.80%和3.07%。由此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企业部门并未成为基础研究的主体力量，而且，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投入动力远远不足，这是导致严重阻碍了中国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不足以及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相对弱化的核心原因。

（二）众多产业链、产品链领域中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能力体系的全面不足和动力缺失，对中国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的持续性提升造成极大的阻碍效应

在制约中国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的关键因素中，除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自主能力不足外，还在于产业链和创新链不同环节中广泛分布的众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制约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众多产业链中分布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问题，可以抽象概括为具有“纯烧钱模式+不可被轻易山寨模式”这两大基本特征及其叠加作用。其中，“纯烧钱模式”的含义是指中国众多产业链、产品链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或缺失问题是，普遍面临前期、中期、后期创新研发投入额巨大、投入周期长和投入收益不确定性高的核心特征，多数情形下则需要企业从创新链前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长期巨额研发投入入手，才存在从根本上加以系统性解决的可能性；“不可被轻易山寨模式”的含义是，即便存在可以随意任意“烧钱”的机会，要在制约产业链、产品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除了需要在创新链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中间实验等环节进行全面投入，也要在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关键高端生产设备、工程化阶段关键工艺、关键材料、关键零配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持久性的投入，同时，还需要培育和供养成本高昂的多层次专业化人才团队，以及对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持续技术创新积累能力、关键生产工艺积累能力和各种隐性知识长期积累能力的内在要求。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产业链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必然难以存在简单模仿或片段式模仿的机会和空间，只能依靠企业构建自身相当规模的研究团队，通过持续的长期巨额研发投入以及技术创新的知识积累，才可能加以全面突破和解决。

当前，中国在众多产业链、产品链领域中暴露出来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或缺失问题，既分布在基础研究或原始创新或应用基础研究环节，更大量分布在应用开发、中试、工程化等环节；既分布在传统制造业的特定环节，更广泛分布在高端生产设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个环节。

（三）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高端人才的普遍不足，以及企业部门中各层次人才的严重不足，对中国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的持续性提升形成了相当突出的制约效应

中国虽然拥有数量庞大的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专业化科研机构，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些机构在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和高端人才却严重不足。一方面，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真正具有原始创新和突破性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严重不足。仅有的这些高端人才多数都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海归学者，而中国本土培养出的高端人才相对不足，透射出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育机制和选拔制度方面的系统性问题；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专业化科研机构的激励机制存在普遍的扭曲效应。各种形式的职称评审和人才评审过程存在“论资排辈”“山头主义”“圈子文化”“近亲繁殖”“搞关系”等突出现象，而且，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多数科研人员的职业追求不是为了探索真理和发现真理，而是通过“写论文”“拿课题”“抢帽子”“编专利”等这些手段途径来获取自身名誉或利益。一旦获得高级职称之后，不少科研人员基本上就缺乏或丧失了真正进行学术研究和科研探索的兴趣和动力，而中国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现行的职称制度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及有效的惩罚退出制度设计。

更为突出的现象是，中国虽然在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置了相当丰富的理工学科专业，一直在努力提升高等技术职业学院的培养质量，每年培养相当数量的理工学科专业化人才和初级技工人才。然而，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普遍面临“民工荒”“技工荒”和高端人才缺乏的发展难题，不仅仅是低技能的工人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各种层次的中高端技术工人、工程师以及高端创新研发人才也面临供给严重短缺的难题，导致制造业企业部门的产品质量提升活动、新产品研发活动和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建设等转型升级活动，面临严重的各层次人才缺乏因素的强力制约，阻碍了中国众多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的持续性地提升能力。

（四）金融体系结构转换不到位，金融功能与实体经济部门内在需求不匹配，金融机构风险识别和处理制度与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之间的不平衡，是导致众多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提升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促进中国众多产业链国际竞争水平的持续性提升，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将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各种储蓄资金，有效地渗透和注入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全面匹配各种形式的高质量投资和创新研发投入活动，满足企业各种周期较长、风险较高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融合的融资需求。然而，现有的仍然以国有垄断银行体制为主的、以间接融资形式主导的金融体系，从金融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的角度来看，已经无法匹配和满足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长周期、高风险的高质量投融资需求和创新研发投入活动需求；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已经无法匹配和满足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所产生的高风险融资需求；从金融结构的角度来看，已经无法匹配和满足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所产生的长周期、高风险的直接渠道融资需求（张杰，2019）。因此，在我们看来，中国能否全面打破现有的金融体系利益集团阻力和制度藩篱，主动实施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促进中国产业链基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自主能力提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五）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不对称，是导致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自主提升能力不足的重要制度环境因素

需要客观认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制约中国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的持续性自主提升能力的重要制度环境因素，不仅仅是中国对外开放力度不够或对待外资企业的差别性歧视，更体现在中国对内开放力度不够以及国内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相对不完善，特别表现在对待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资源和关键创新要素资源的差别性歧视方面。事实上，无论是从金融资源角度，还是从土地要素角度，甚至是从高端人才要素的角度来看，在各级政府存在要素市场干预控制偏好和地方GDP增长导向发展思路的双重激励下，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部门普遍遭受“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现象，“竞争中立”和“所有制中立”原则，并未在中国的市场体系和行政制度中得到完全体现和完整贯彻。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当前对内开放严重滞后于对外开放，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革。这些“不对称”改革现象，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国内的各种高端要素资源，向外资企业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集中，而难以向具有更大自主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部门或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部门聚集，另一方面，造成中国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不足甚至存在创新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严重扭曲，进而对中国众多产业链基础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自主能力的培育和提升，造成难以忽略的制度环境层面制约效应。

四、相应的破解思路和政策建议

（一）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产业链基础能力和国际竞争水平提升的全过程，均需要正确判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实现自主可控之间复杂的平衡关系，尤为需要有更为长远和前瞻性的眼光以及更大的中国智慧来谋篇布局，应对美国挑起的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风险

很显然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尝试谋求在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领域，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全方位实现突破，这就必然会造成中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呈现“零和博弈式”恶性竞争格局和敌对情绪。因此，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在所有产业链、产品链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实现全面突破，谋求实现完全自主可控的格局，而是要在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中，努力与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约、相互威胁”的对等博弈策略，这就能够达到“自主可控”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和发展平衡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面对美国全面封锁和围堵中国技术创新战略，面对美国采用只符合“美国优先”和“美国利益至上”全球治理规则的压力，中国必须在制约关乎中国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链、产品链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应用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现全方位突破。因此，美国对中国经济、产业和科技创新的封锁和遏制压力越大，中国对关键产业链和产品链迫不得已实施自主可控创新战略的激励动力就越强。

（二）在持续推进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全面矫正和消除对内开放滞后于对外开放的“不对称”改革扭曲现象，有效释放中国产业链、产品链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方面，要将市场“竞争中立”原则和“所有制中性”原则，全面作为今后一段时期之内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攻方向。特别是要将适度收缩各级政府对市场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控制权力或干预权力，通过深入推进各层级政府的“放管服”改革来全面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激活民营企业部门和中小微企业部门的创新动力活力，有效释放国有企业部门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能力；另一方面，针对中国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的重大现象，优先将今后一段时期内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落在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关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上。通过高端要素方面的生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增加企业创造利润利益的内生能力，来激活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能力和动力，进而通过激活激发产业链、产品链的基础能力，促进产业链、产品链的国际竞争水平的可持续提升。

（三）迫切需要将中国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创新政策，加快全面转向和聚焦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方面，创造针对这些领域的新型政府激励机制

一方面，按照WTO的基本原则，政府产业政策不能是生产成本干预型的，即各种政府补贴政策不能影响企业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从而造成额外的市场竞争优势。但是，例外规则是在产业链、产品链中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和外部性特征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等方面，可以适度实施政府补贴和扶持政策。针对制约中国产业链、产品链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方面，由于需要这些环节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外部性特征和外部溢出效应，也需要“中国特色”的政府扶持政策加以解决；另一方面，针对制约中国产业链、产品链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领域方面，为了保证基本的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建议优先采用研发加计扣除政策、高端人才收入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采购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的本土化增值税抵扣政策等重要举措，而不鼓励采用直接的政府财政资金补贴政策。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精髓。

（四）全面加快推进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匹配的各层次人才培养体制和高端人才的新型激励机制

全面贯彻“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基本精神，始终将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保证。针对中国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高端人才相对不足的发展困局，首要的是要构建新型的高端人才培育体系和科研激励机制。要将今后一段时期内高校教育体制的改革重点，聚焦于创造和构建高校和科研机构“自由探索”制度环境和激励措施方面，特别是要在鼓励和创建前沿科学和基础研究领域的“自由探索”制度环境方面取得全面进展，优先鼓励海外中高端人才从事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将之作为甄别和考核海外中高端人才工作绩效的核心指标。由此，建议：一是不提倡以“官本位”模式作为吸引海外中高端人才回流的主要手段，要鼓励本土高端人才和海归人才全心全意从事前沿探索研究工作，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研究团队和研究硬件条件；二是当前创造“自由探索”制度环境的关键是研究经费的高度自由使用权，要将课题研究工作的考核重心，从前端预算移向后端成果的考核。此外，针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越来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核心技术泄密惩罚追究制度以及对高端实验设备和关键材料进口严格管制机制，一方面，中国必须针对非中国籍的海外中高端人才回流，加快绿卡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政府在继续加大对高端实验设备和关键材料进口扶持的基础上，应鼓励中国企业或研究机构自己创新研发高端实验设备和关键材料。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高端实验设备和关键材料并给予一定额度的政府财政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