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 田德荣:论中美“关系危机”(上)
2020-08-01 17: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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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盘古智库  王俊生 田德荣

"关系危机"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状态:国家间关系从和平走向冲突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对抗。这种过渡性对抗既有别于国际危机表现出的那种高度军事对抗性质,也有别于国家间非军事化竞争表现出的那种模糊状态。关系是由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塑造的,因此,国家间利益冲 突带来的消极互动是“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国家间敌意则是“关系危机”螺旋上升的直接原因。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影响的研究路径,运用“接触—内化—绑架”框架来解释国家间的消极互动,同时论证敌意得以产生并呈螺旋上升的逻辑。文章最后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了此概念,认为积极的危机管理能对“关系危机”产生积极影响,可以缓解危机状态。但是,危机管理毕竟只是一个过程而并非结果。因此,冲突在危机管理过程中仍有可能再次发生。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田德荣,文章来源于《国际观察》2020年第4期。

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国家间关系包含了“从和平到战争”之间的所有 关系状态。具体来说,国家间关系是由“联盟—伙伴关系—争端—危机—战争”等多种关系状态组成的,从和平时期一直延伸到战争状态。众所周知,国家间关系来源于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互动,因为国家时常难以对他国意图进行判定,互动是国家了解彼此意图的有效途径。国家间互动既包括积极互动,也包括消极互动。消极互动是指在国家间互动中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的状况,既包括物质利益受损也包括观念因素受到伤害:前者如丧失领土、人口或者经济收益;后者如遭到背叛、欺骗或者蔑视等。消极互动常带来国家间的敌意,而敌意则必然导致国家间产生“关系危机”并呈螺旋式上升趋势,最终推动矛盾走向不可调和的结局。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危机的研究多集中于“国际危机”(international crisis),但国际危机并不能解释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所有冲突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相互影响的研究成果,从国家间互动引起国内民意变化而国内民意又影响外交关系这一逻辑入手,探讨国家间消极互动与敌意对“关系危机”的影响过程与结果。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对“关系危机”概念进行辨析;然后分析国家间陷入“关系危机”的逻辑,并以中美关系为案例加以说明;最后提出“关系危机”的管理方法。

一、概念界定:竞争、国际危机与"关系危机"

国际关系学界对“关系危机”这一概念尽管也有所提及,但多是把“关系”作为先天给定的因素加以阐释,实际上是把“关系危机”作为一种正常的国际现象来对待而已。近年来,东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依据不同学术传统,在理论对话和思辨中,共同推动了以“关系本体”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导致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关系转向”的发展趋势。其中,从理论上阐述国家间“关系”比较深入的莫过于“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关系通常被定义为“建立和维护错综复杂而又无处不在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产生于成员之间无限利益交换的实践,并受到彼此义务、保证和相互关系的约束”。关系互动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为国际行为体提供了一 种友好的感觉,促使社会进程个性化,而且还可以让这一进程充满给予、接受、回报的期望感,并确保所有行为体都可以有机会参与“关系游戏”。不同于西方学者长期以来把关系当作先天给定的因素,中国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研究学者从中国传统的关系入手对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弥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关系”研究的不足,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

在概念上,本文所提的“关系危机”区别于两个相互独立的学术范畴: 一是关于国家间竞争的研究;二是关于国际危机的研究。国家间“竞争”是 一个模糊而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竞争的烈度也难以界定,因为国家间有目的的对抗都可以归纳为竞争。为了更加准确描述当前中美国家间关系状态, 王帆教授在分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时,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战略临界点,美国已经开始对华采取“限制性竞争”策略。但是,学界在描述当前中 美关系状态时更常用的概念是“战略竞争”。本文认为,无论是“限制性竞争”还是“战略竞争”都是对竞争概念的一种限定,都是缩小了竞争的概念范围,但竞争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适用范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鉴于国家间竞争的概念过于模糊且缺乏严格的学术界定,本文对“关系危机”与“国家间竞争”不做学理上的严格区分,但认为“关系危机”比竞争的概念更明确、更严格,也更学理化一些。因此,本文这里重点对“关系危机”与国际危机进行区分。

国际关系学界对危机研究的重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使世界处于核大战的边缘,促使国际关系学者思考国家应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及如何避免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危机走进学术视野。从对危机的定义出发,学界对危机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的两个层次上:一是单元层次上的国家外 交政策领域;二是体系层次上的国际危机。

政策型危机指的是“某一国家在与任何其他国际行为者(们)的关系中和平—战争连续进程中的一个断点”。外交政策领域的危机研究,从内涵上看,通常都是具体的问题领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 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也在不断凸显出来,如金融动荡、石油短缺、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以及恐怖袭击、流行性传染病所导致的危机,等等。政策性危机关注的是作为政府人员所面临的突发性的外交危机及其所做出的决策。政策型危机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可控性较大。政策型危机大多都局限于具体的问题领域,虽然有可能扩散到其他问题领域,但通过应对,这些危机一般都能够得到管控。二是影响范围有限。政策型危机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通常都非常有限,一般不会动摇双边关系的基础。国家通过相互之间的讨价还价,通常都可以弥补具体问题领域出 现的危机所带来的损失。

体系层次上的国际危机研究通常都把国家看作为一个整体,借此探索国际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影响。奥兰·杨(Oran R. Yong)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危机是“一系列迅速爆发的事件,这些事件使不稳定性对整个国际体系或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影响都超过了正常水平,并增加了在系统内部 发生暴力的可能性。”奥兰·杨对国际危机所下的这一定义,不仅包含了 当前学者们所界定的危机特征,而且也考虑了体系对危机的影响。但是,有些学者并不认同基于国际体系对国际危机所下的定义。理查德·内德·勒博 (Richard Ned Lebow)从国家层面入手探讨了国际危机问题,认为一场国际 危机应有三个可操作性的标准来界定:(1)一国决策者认识到另一国家的行 为或威胁要采取的行动,严重损害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 保持自身政治权力的能力;(2)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他们应对威胁所采取的行 动(除投降外),将极大地提升战争的可能性;(3)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自己必须在时间紧迫的局势下采取行动。

无论是从体系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阐述国际危机,其特征都包括威胁感知、决策者焦虑增加、对可能发生暴力的预期,以及必须在压力环境下基于非完全信息做出重要及影响深远的决策等特点。简而言之,作为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国际危机集中表现了国家间对抗的时间和烈度,体现出了激烈军事对抗的特点。可见,用国家间竞争一词无法准确解释国家间所出现的既区别于高度军事化对抗的国际危机又区别于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所谓“中间状态”。有鉴于此,本文将使用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这种中间状态定义来描述国家间“关系危机”,以体现国家间关系从和平走向冲突过程中的对抗。简单来说,国家间“关系危机”越过了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友好范畴,但尚未陷入军事对抗的状态之中。这种“关系危机”并非一蹴而就,通常情况下都 是国家间敌意长期消极互动的结果。

在“关系危机”存在的背景下,国家间也可能会产生合作行为,但往往仅局限于“低端政治”(low politics)领域,因此,这种合作在向“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前进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因为一旦一方 率先展现出明显的敌意,另一方就会基于已有敌意而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从而导致双方进入相互敌对的螺旋上升状态中去,双边关系因而陷入“关系 危机”。在“关系危机”状态下,持续上升的对抗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和 冲突,甚至会爆发战争。

二、"关系危机"的根源:消极互动与敌意影响

国家间如果不存在任何接触或沟通,通常都不会造成敌意或者友好认知,只有相互接触或沟通的国家才会逐渐形成对他国的认知,进而对该国形成相应的态度。有关这种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之中。众所周知,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建立在批判以体系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该理论可以解释的政治现象涵盖了从单个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外交行为和大战略调整模式到国际体系结构本身的演变等。

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成果之一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为本文提供了指导框架。“双层博弈”模型认为国家决策者在进行外交决策时通常都同时面临着第一层次的国际层次博弈和第二层次的国内层次博弈。在这两个层次的博弈中,国家决策者最后同相关国家达成协议。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启发下,本文建立了“接触—内化—绑架”分析框架用来剖析国家间消极互 动与敌意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这只是对复杂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一种简化分析。

(一)接触:消极反馈

国家间的一次消极互动就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敌意可能仅产生于一个国家,即一个国家对他国的单方面敌意;也可能是国家间相互的敌意,即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彼此对对方怀有的敌意。在进行分析问题时,我们必然会首先遇到是否有必要区分国家的大小和强弱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和强弱都会在消极互动中产生敌意,因为敌意来源并不区分国家大小强弱。但是,国家的大小强弱会影响国家手段以及策略的运用。国家间接触起源于两国交流与互动的历史,但在敌意形成过程中,历史并不决定一切。敌意的形成取决于国家在与他国互动中的消极反馈,而消极反馈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是物质反馈;二是观念反馈。

物质反馈主要是指客观利益受损。国家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间互动的方式以及领导人的认知。领导人的认知决定了国家想要得到什么;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国家能够得到什么;国家间 互动的方式决定了国家能不能得到其所追求的利益。在这三个层次中,领导人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利益而展开国家间的互动,但由于受制于国际体系的因素,国家能够活动的范围空间是有限的,因而不得不时刻关注其成本与收益的平衡问题。一旦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国家就会出现利益受损。利益受损有时候是较轻的,有时候则是比较严重的。

观念反馈主要是指主观利益受损。国家不仅是一个物质行为体,也是一个观念行为体,而且在最根本层面上,是观念在规定着行动的领域和可能性。一个国家在与他国互动中如果接收到负面的观念反馈,让自己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也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国家敌意首先是观念的产物,但有时也是物质利益受损在观念上的反映。作为一种观念,国家对在互动中收到的负面反馈,会引起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在大众政治普及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国家间“关系危机”是消极互动与敌意的产物:消极互动引起敌意,敌意反过来影响互动;二者共同推动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危机状态,进而形成“关系危机”。

尽管一次消极互动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但是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消极互动都可以导致敌意的产生,甚至较为激烈的对抗也不一定就会导致国家间敌意的形成。原因为何?本文认为, 单方面的消极互动通常不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国家只有内化了消极互动中 产生的负面情绪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敌意。

(二)内化:国内认知

利益受损、受到蔑视等消极互动如果经过政府的刻意引导,会逐渐让全 体国民对他国产生“标签式”的刻板认知,从而形成国与国之间的敌意。因此,内化过程在形成国家间敌意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重要的内化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的内化模式;二是民间自发的内化模式。

1. 政府主导模式

外交决策是应对国家外部刺激和事件的过程,也是对各种国内因素做出反应的结果。b无论政府是否主动决策从而卷入与外部的互动之中,但互动的结果都会通过传媒传导给本国的民众:一方面,如果互动是消极的,政府为了避免承担后果,通常会通过官方媒体来塑造政府也是受害者的印象,声称互动不平等,借此以获得人民支持而维持其执政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过分批评对手而激起国内民族主义甚至国家对立情绪,以获得国内政局的稳定。如果政府塑造的对他国的认知与人民的现实认知相符,那么它就是可信的观念。通常,意识形态化的认知是国家对他国身份刻板认知的最稳定形态。

2. 民间自发模式

有时,政府在国际互动中会收到消极反馈。如果政府认为这种利益损 失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可以通过在其他问题领域里的讨价还价来弥补这种利益损失,那么就不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而是通过“冷处理”方式来实现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技术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参与舆论的便捷,而舆论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里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随着网络的普及,民众对政治关注的成本在不断降低,导致其政治参与程度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下,如果受到不充分信息、知识结构、别有用心的刻意引导等因素的影响,民众会对国家在消极互动中的 反馈产生自发的内化,而这种内化往往都是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想相结合的。因此,民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内化认知一旦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给政府外交决策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更有甚者,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民众的认知预期,民众就可能会对政府失去信心,认为是政府的不作为才导致了国家利益的受损。

通过这两种内化方式,民众不仅可以认知到同他国的消极互动所带来 的消极反馈,而且还能够对他国进行情感认定,从而形成对他国的集体性敌意。但是,民众并不仅仅停留于学习、内化的阶段,还会通过社交媒体、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态度和看法。这就必然会牵涉到下一个环节,即舆论绑架外交政策。

(三)绑架:对外政策

一国民众的集体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如果强行改变民众的认知,就有可能会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有可能导致政府丧失其合法性。社会物理学的社会燃烧理论认为,只要社会上出现“积怨”,一旦遇到 一个“导火索”事件,就易激发群聚效应。“社会燃烧现象”在国际关系中也屡见不鲜。政治领导人往往为了自身政治命运而不敢轻易违逆民意,通常都是顺从或者引导民众舆论。这就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容易被民意“绑架”的 主要原因。但是,无论是民众“绑架”政府的外交决策还是政府“绑架”民意来达到反对他国的目的,都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

然而,一旦政府在对外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国内民意的影响,那么其灵活度就会受到影响,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就会很难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甚至还可能成为纯粹民意的发声筒。显然,如何形成外交决策与民意之间的良好互动,是国家外交决策部门的重要考虑之一。与国际政治相比,一般而言,国内政治对决策者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丧失民众的信任就等于自身政 治前途的“自杀”。总之,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做重大决策前和决策时,都会考虑其决策可能带来的民意反噬效应,甚至还会提前进行舆论试探和引导。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足以消解民众在突发性事件上形成的舆论压力,有时还会产生反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接触—内化—绑架”是一个内嵌于国家互动过程中的“逻辑链条”,它可以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紧紧地拴在一起, 从而形成整体联动效应。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但无论是哪一个阶段,如果只是单独地出现,都无法形成该国对他国的真实敌意。只有这三个阶段都出现且形成了“闭合循环”之后,该国民众对他国的认知才会逐渐固化,该国对他国的敌意才会形成。因此,敌意的深化通常都是国家间这种模式接连不断地重复出现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模式连续出现,国家间的敌意才会被不断加强起来,甚至固化下来,在此背景下,任何缓解敌意的积极互动也都将会变得艰难起来。(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于《国际观察》2020年第4期

图文编辑:周卓玮

责任编辑:魏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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