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修昔底德的回声  原创 博士陈

文 | 博士陈 （在B站搜索“达摩财经”，可关注博士陈的财经动态）

中美观察 | 脱钩与突围：美国制造业兴衰与中美竞争的大棋局和关键词

军民融合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完整逻辑，由此出发，可形成闭环。

5月23日，美国商务部将33家中国企业或高校例如“实体清单”。覆盖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安全、云端机器人、安防监控、精密光学、贸易、物流、法医学等诸多行业，其中，仅人工智能领域就有5家。而根据俄罗斯通讯社消息，6月20日，美国防部拟定了20家中国公司实体，意将其纳入实体清单，称其处于PLA控制之下。

美国制定“实体清单”的依据是什么？据我们的了解，中国的“军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MCF)战略是其中一条主线。

中国的“军民融合”令美国不安

国家安全在对外政策中处于最高优先级。在纳瓦罗的鼓吹下，“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政策制定的一个法则。所以，任何影响到美国经济霸权的国家，或行业、企业，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关注的对象。在“军民融合”掩盖下，美国可以很方便的将对企业的制裁合理化，称其技术被军方利用，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一方面，民间技术向军方赋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军事和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军方采购合同和军事技术的商用，有助于加速技术在中国的扩散，从而威胁到美国在重要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和规则制定权，直接触动其经济利益。在军民融合领域，美国尤其关注中国在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材料和新能源/能源存储等技术领域的竞争或赶超，以及军民融合与一带一路的关联。美国商务部5月23日公布的“实体清单”，也可在军民融合的框架下进行理解。

在2019年年报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将“军民融合”战略看作是毛主席的“人民的战争”在新时代下的重新表述。他们认为：

第一，中国政府实施了全社会总动员战略，以在人工智能(AI)、新/先进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如能源存储和核能)方面取得领先地位。中国之所以优先考虑这些领域，是因为它们将巩固许多其他技术的成果，并可能导致重大的科学突破、经济的“创造性毁灭”、持久的经济利益，以及军事能力和战术的迅速变化。

第二，中国政府的军民融合政策旨在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其他政府支持的机制，包括风险投资(VC)基金，刺激创新和经济增长，同时方便中国的国防部门利用民间创新的成果。军民融合的广度和不透明性增加了美国和中国民间学术合作和商业伙伴关系服务于中国军事发展的风险。

第三，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以及政府对将研究突破转化为应用的支持，让中国能够比美国更快地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成本也只有美国的一小部分。这些优势可能使中国在将最初在美国实验室取得并由美国机构资助的、用于大众市场和军事的发明商业化方面超过美国。

美国关注的四大关键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早期的人工智能技术最早的使用领域就是美国军方，并可追溯到冷战时期。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正在推进人工智能的使用，这增加了美国的不安全感，因为它可能会削弱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美国注意到，在中国军方开来，人工智能是一项突破性技术，可以使中国迅速实现军事现代化，超越美国的整体实力，并针对美国的弱点制定专门的战术。

并且，中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的几个子领域有领先优势，如计算机视觉、数字生活产品(如叫车和送货应用)、机器人和语音识别。在人工智能应用带来转型增长的技术方面，中国领先或与美国并驾齐驱，比如带有自动导航功能的商业和军事打击无人机。中国在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上落后于美国，但正在迅速迎头赶上。美国还非常关注工业机器人技术。

在USCC的文件中，部分被点名的企业就包含此前的实体清单中，如华为、科大讯飞、商汤科技等。他们将百度、阿里、腾讯、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定义为中国的“AI国家队”，他们分别在自动驾驶、云计算和智慧城市、AI医疗诊断、语音识别和智能视觉等领域拥有领先优势。

新/先进材料。武器装备对高端/先进材料有极高的要求。中国正在大力投资先进材料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制造能力，它们是航空航天等高附加值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能使中国在将突破性发明应用于军事装备方面超越美国。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先进复合材料技术，还有原材料本身，如纳米技术和石墨烯等。

USCC在文件中指出，美国面临着双重且紧迫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技术的商用上，因为在历史上，包括汽车、芯片等技术，很多都是美国原创，但经过国外的发展和改进，如果在商业化上做的更好，一样会威胁美国的经济利益。中国的优势在于市场规模，它本就是进入壁垒，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就很难盈利，产业也无从形成，除非有国家补贴。另外，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这也会技术的商用和快速扩散奠定了基础。

尤其令美国感到不安的是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制造业对于一国经济的重要性绝不是体现在其对GDP 的占比上，也不在于其吸收了多少就业，而在于其基础性地位。没有制造业，就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很多服务业也会消失。当前，美国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在材料科学、技术和产品上超过美国，而是依赖于新材料的工业和制造工艺。

国家在新材料领域的经济和战略竞争力往往是由对新材料依赖最严重行业的需求以及这些行业将基础研究发现转化为商业应用的能力所驱动的。然而，它也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制造能力，不仅依赖于单个公司内部，还依赖于整个供应链，从原材料到纯化材料再到成品零部件。由于许多新材料的创新是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由实验室研究或设计的突破驱动的，因此，拥有更多制造设施的国家将更有能力将新材料的创新商业化（USCC，2019）。

能源存储。能源开发战略是特朗普总统议程中的重要事项，其好处表现为：增加国内总产出；增加税收；减少美国对中东、俄罗斯、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的依赖，保障了国家安全；还可以创造就业岗位。

美国认为，中国正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培育未来的核出口市场，并吸引先进的核反应堆设计师在中国建造原型，将自己定位为核能领域的领导者。

除了传统能源，美国尤其关注中国在锂离子电池方面的进步和产能，以及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控制权，使美国在关键材料、电池组件和电池方面面临潜在的缺口。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大力补贴锂离子电池的扩张，导致了产能过剩，从而压低了全球价格，打压了美国企业扩充产能的积极性。“如果中国生产商向全球市场倾销价格更低、技术低劣的电池，将危及美国目前正在开发的更具创新性的能源存储技术的经济可行性。”（USCC，2019）

USCC对国会的建议

第一，国会指示美国司法部在联邦调查局下重建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与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署、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务院合作，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将召开半年度会议，邀请大学代表和相关联邦机构，检查对敏感技术和研究的保护是否足够, 识别学术间谍活动的模式和早期预警信号；为遵守出口管制，防止未经授权的信息转移，评估大学教职员工的培训需求；分享在保护与学术研究有关的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其他关切。

第二，国会指示美国政府问责局评估北京努力拉拢在美国的外国研究者或学生，非法挪用研究和其他知识，以服务于政府、公司，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所产生的风险。这个报告应该:包括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学习的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数量;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主要研究领域;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和随后的就业;确定联邦资助的与新兴技术相关的大学研究是否可能被代表中国实体的个人非法占用；和评估美国国务院的签证审查机制的功效和能力，以减少向中国不适当转让技术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签证信息披露要求,评估该机制识别学生、研究人员和研究实体从中国政府获得资金或中间实体支持中国政府的能力；

第三，国会修改《内部税收法案》第41条，将研发税收抵扣延伸至新产品、新流程、计算机软件、技术、配方或发明的初始部署阶段，它们增加了主要在美国制造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产量。税收抵扣还应扩大到在美国进行的还未进入竞争阶段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受到中国威胁的工业部门。

第四，国会指示美国地理调查局与美国能源部、美国商务部、美国内政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展开合作，开发和维护一个风险评估框架, 确定制造业中使用的对国家安全和商业活力都至关重要的材料。该框架应该为美国供应这些关键材料所面临的任何威胁提供预警机制，它们包括：某个国家或实体的开采和加工越来越集中，以及购买重要的采矿和加工设施；另一个国家增加出口限制;这些材料在其他国家的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存在巨大差距；价格的急剧上升或波动；对同一产业内使用的矿物或其他国家作为替代品的有关矿物的供应实行实质性管制。

第五，国会指示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其他机构协同，对中国政府、国家资助的组织或国家附属或支持的实体在从事新兴技术标准开发和制定的国际机构中的活动的影响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应该检查标准的设计是否为了促进中国政府的利益而排除其他参与者。

如果说中国是全社会总动员，那美国至少是全政府总动员，这个词汇也是国防部报告中的关键词，在USCC的报告中也可看出。一旦美国将靶心对准军民融合，那必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而只要美国发现是军民融合战略的一部分，都有可能被划归实体清单，受到美国的制裁。

美方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用一切脱钩的方式来换取时间，包括科研人员交流、金融资本往来和贸易关系等。而且，还不止是局限于中美的脱钩，还会向德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施压，终极目标是在关键领域，将中国孤立于世界。

美国式“军民融合”战略

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是美国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保持警惕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恰恰是因为美国也曾是美国版“军民融合”的最大受益人。在这当中，美国政府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说，没有美国政府和军方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上的支持，包括采购和科研基金（图1、2），很多核心技术是不会如此快速的迭代的，如芯片、机床、计算机等，对于核能，甚至不会诞生。没有政府在军民两用技术上的推动，信息时代或许会晚点到来。故事的背景，就是冷战。

图1：美国研发资金来源

数据来源：NSF，东方证券

图2：美国基础研究资金来源

数据来源：NSF，东方证券

麦克雷（McCray，2009）详细阐述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与战相关的任务——创造并维持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催生卓越的军工技术，而在和平时期的任务则是将其转化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技术。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启动了技术再投资计划（TRP）并拨款8,000亿美元用于技术的升级换代，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和军用技术的商业化运用，1980年代几乎不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起点，苹果公司也是不会诞生的，因为苹果产品的核心技术，大多均与军方的资金支持有直接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既应该看到不同之处导致的冲突，还应该看到相同之处给美国带去的不安。不同之处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上都有体现。但常被忽略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与美国有相似之处，除了军民融合之外，还包括崛起过程中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技术转移，以及政府在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正是这些相似之处，使中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工厂”，这又推动了中国的技术创新，因为很多基础创新与生产环节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当前阶段，美国最担心的不是中国在技术上的超越，而是中国在应用技术上的优势，这既包括基础设施，也包括制造业基础。同时，还包括产业政策对技术扩散的推动，以及可能带来的产能过剩等问题。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不是由资源禀赋塑造的，而是市场规模和政府的政策。军民融合战略是一个全面战略，从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会是全面的，它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完整逻辑，由此出发，可形成一个闭环。

附表1：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资料来源：USCC,2019

注: 增强现实技术（AR）的其他应用包括虚拟和增强现实、医疗保健和金融，AI芯片和传感器芯片的优化是这些应用的基础。

附表2：新材料与应用

资料来源：USCC，2019

注:电学材料和生物材料是按应用而不是化学成分统一分类，纳米材料分类也是。例如，石墨烯在电子领域有广泛应用，其中一些还可用于医疗。